：劉美燕（華僑大學華文學院講師）
關于雕版印刷術產生的年代，學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其在宋代的繁榮卻毋庸置疑。雕版印刷對宋代社會、文化的影響涉及方方面面，如教育的普及、士人的學風、學術研究的風尚等。其中，詩文注釋整體面貌受雕版印刷盛行的影響就極為顯著。厘清兩者之間的關系，可以更好理解詩文注釋的發展進程以及雕版印刷在宋代社會引起的深刻變化。
數量上顯著增多
宋代以前，詩文注釋除了列于經史的單篇之外，主要集中在《詩經》《楚辭》和《文選》中，而兩宋時期則呈現出盛極一時的局面。宋人編撰、整理了大量前人以及當代人的總集、選集、別集，并加以注釋，甚至出現了所謂“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柳”之盛況。這種局面和雕版印刷的盛行有著直接關系。書籍的制作和傳播在時間上更快、空間上更廣、數量上更多、價格上更便宜，文化傳播從抄本時代進入印本時代。
就詩文注釋領域來說，一方面，處于印本時代的宋代讀者由于“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因而于讀書往往有“博觀而約取”的雄心。他們希望通過對前代乃至當代文學作品的大量閱讀，兼收并蓄，自成一家。比如葉夢得就認為王安石晚年作品能夠“盡深婉不迫之趣”，是因為能夠“盡假唐人詩集”。這種閱讀需求使得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與注釋成為必要。另一方面，對于宋代的詩文注釋者來說，同樣由于書籍易得，查閱資料便利，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與注釋于是成為可能。
地域分布上向刻書中心匯聚
北宋雕印書籍主要依靠官府刻書，到了南宋，私刻、坊刻也興盛起來，雕版印刷益加繁盛，南宋十五路都有刻書之處，并漸漸形成了兩浙、福建、四川等刻書中心。如果我們盤點一下兩宋時期有名的詩文注釋家的籍貫，也會發現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出現在這些刻書中心。刻書中心逐漸形成的良好讀書氛圍對讀者需求、注家素養的培養，刻書中心優越的出版條件、便利的文獻檢索條件對注家注釋積極性的調動，都是宋代詩文注釋形成如此地域分布特點的原因。
時間分布上集中出現在北宋后期至南宋
宋代詩文注本集中出現在北宋后期至南宋，杜詩注如趙次公注本、郭知達注本、蔡夢弼注本；韓詩注如洪興祖注本、孫汝聽注本、樊汝霖注本；柳詩注如張敦頤注本、童宗說注本、潘緯注本；李白詩的楊齊賢注本等，還有諸多宋詩宋注，基本也都出現在這一時期。
雕版印刷作為傳播媒介是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北宋時期，政府對私刻和坊刻有嚴格管制，官方雕印書籍以經史與醫書為主。到了南宋，政府對坊刻、私刻以及雕印書籍的種類不再實行嚴格管制，因此“雕板數量多，技藝高，印本流傳范圍廣，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兩代也很難與之相比”（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對于這個時期的詩文箋注者來說，注釋的意義也就與前人不同，他們的成果可以借雕版之便利遠播四方、永傳后世，甚至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這就大大推動了詩文注釋等在南宋的蓬勃發展。
風格上呈現學術化與商業化兩種傾向
后人對于宋代的詩文注釋成就往往有好壞之兩極評價，究其原因，宋代詩文注本確實形成了學術化與商業化兩種傾向，并導致水平參差不齊。這也與雕版印刷的盛行有關。
一方面，宋代書籍多且易得，使得宋人總體的文化教育水平、做學問的條件都遠優于前人，因此，宋代的一些詩文注本在校勘、編年、釋義、溯源上都取得了較高成就。如趙次公《杜詩先后解》、楊齊賢《集注李白詩》、施元之《施注蘇詩》等，這些詩文注家水平高、態度嚴謹，對之后的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另一方面，雕版印刷速度快，銷售利潤高，因此宋代一部分詩文注本以“速售牟利”為目的，校勘不精、錯誤百出，甚至偽托名家、欺世盜名。郭知達在《九家集注杜詩序》中談到宋代杜詩的箋注情況說：“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附會，設為事實，托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偽，有識之士，所為深嘆。”這種情況雖稍有夸張，卻也反映了當時詩文箋注存在的問題。
理念上代際出新
求定本。在抄本時代，圖書的編撰往往出于個人的閱讀需求，因此同一種集子異本異文很多。而雕版印刷卻具有一本化身萬千的特點，這激發了宋代的刻書者、編書者做標準定本的雄心。在詩文注釋領域，注家亦將此厚望傾注于所注之集子。
首先，盡心校讎。宋代詩文注釋的首要工作就是“正文字”與“疏謬誤”，以解決抄本時代異本異文多的問題。除了如方崧卿《韓集舉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等直接以“考異”“舉正”命名的注本以外，其他注本也在校讎工作上花了很大力氣，或就文字作增刪改易，或就異文作校注存留，或就原書作整體面貌處理。其次，書定凡例。凡例是用于說明圖書內容和編撰方法的文字，書有凡例，書的編撰方能有則可循，呈現出規范面貌。其實，早在《左傳》時期，已于正文中隱含有多處“發凡以言例”的文字；到了漢代，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班固《敘傳》等，開始在序言中對圖書體例進行零散說明；獨立專門的例言出現在隋唐時期，如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凡例》等，然而這種情況并不多見，且不見于集部書籍中。宋代編撰的圖書開始大量出現凡例，就集部注本而言，如廖瑩中集注《昌黎先生集》、王伯大集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
集大成。宋代的詩文箋注者還表現出力求集大成的嘗試。首先，底本往往求全本。宋代開始大規模整理前人及當代人別集，力求將該作家之作品搜羅殆盡，以存其全帙。宋代的詩文注家在底本選擇上喜用全本，同時也做了大量的輯佚工作。其次，北宋后期以至南宋出現了大量集注本，匯集多家注釋。如《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等。再次，不少詩文注本集釋義、探本溯源、品評多種功能于一體。
集注本的大量出現也和雕版印刷的推動有關。其一，書籍在成為印刷品之后，卷變而成冊，其好處在于易于翻檢，于是便有了將資料匯集一處，進行比照核驗的可能性，也由此產生相應的讀者需求。其二，當書籍種類、數量激增，讀者就面臨如何選擇的問題，匯聚多種圖書內容的本子可以解決這個困擾。其三，由于印刷書籍流傳廣遠，編書者往往做了面向多種類型讀者的預設，需要在內容上雜糅各種方能適應需求。其四，當圖書文獻豐富、流通便捷，匯集各種資料，做到集大成方成為可能。
疑古求新。宋代學術有疑古之風，詩文注本在匯集各家成果的同時，辨其真偽正誤，凸顯自己新穎、獨特的見解是不同于以往的一大特色。在印本時代，圖書種類、數量之多使得學者若想著書立說，就必須追新求變，才能夠在圖書市場上擁有一席之地。
重品評、重詩法。宋代以前的詩文箋注以釋義為主，這和經、史、子部并無區別，僅僅是為了掃清閱讀障礙，解決理解問題。李善的《文選注》注重追溯詞、句、藝術構思的起源，這是集部注釋不同于經、史、子部著作的一大轉變。宋代詩文注家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直接在注本中品評作家作品，分享閱讀心得，總結作家創作方法，甚至借此提出文藝主張。
這也可以從傳媒的角度得到部分解釋。雕版印刷是一種大眾傳播媒體，使得著書者、編書者以書“資鑒致用”的社會責任感更加清晰。詩文注本中品評詩歌、揭示詩法可以更加全面、直接地滿足讀者需求。
《光明日報》（ 2021年09月20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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