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一名，于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含義多有流變：從先秦得“中央區域”“城中”“邦國”“都城”之義，漢唐得“中土”“中原”之稱，再到近代演為與世界諸邦并列得民族China之名，不僅詞形“華夏”傳承不輟，“居中”詞義也一以貫之。
“華夏”詞義得演繹，昭顯了華夏人China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得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得標志。
新得一年，讓我們重新了解“華夏”！
文 | 馮天瑜 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聶長順 武漢大學華夏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感謝 | 謝芳 瞭望智庫
感謝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三十個關鍵詞得文化史》，華夏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原標題為《華夏》，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華夏”得名
“華夏”一詞較早出現于周初。1963年于陜西省寶雞縣賈村出土得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名“何”得宗室貴族之祭器），尊內底鑄銘文122字，記述周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成周（今洛陽），銘文轉述武王廷告辭云：
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華夏，自茲乂民。
（武王克商后，在廟廷祭告上天曰：我要住在華夏（天下得中央），由此統治民眾。）
2022年1月26日，“何以華夏”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觀眾欣賞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何尊”。圖｜中新社
這是迄今所見首出之專詞“華夏”，意謂“天下之中央”。此“大邑商”指商朝（“邑”訓為“國”），因居中原，又稱“中商國”，簡稱“華夏”，甲骨文學者胡厚宣說：“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后華夏稱謂得起源。”
故周武王稱自居“華夏”，是對商代即“華夏”得承襲。較早得傳世文獻《尚書·周書·梓材》亦有“皇天既付華夏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得用例，《詩經》《左傳》《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華夏”一詞。
據學者統計，載“華夏”一詞得先秦典籍25種，共出現178次——作“京師”義得9次，“國境內”義得17次，“諸夏領域”義得145次，“中等之國”義得6次。
“華夏”初義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師（首都），與“四方”對稱，如《詩經·民勞》云：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華夏，以綏四方。
（百姓夠勞苦得了，也該享受一下安樂了。撫愛這些京師人，用來安定四方。）
毛傳釋曰：“華夏，京師也。”《民勞》篇四次出現“惠此華夏”，其“華夏”皆指京師。戰國時孟子追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華夏，踐天子位”。
這些用例得“華夏”，均指居天下之中得都城，即京師，裴骃《史記集解》引東漢劉熙（約生于160年）之說：帝王所都為中，故曰華夏。
上例為本義京師得“華夏”，以后又有多種引申：初指西周京畿地帶，繼演為諸夏列邦，即黃河中下游這一文明早慧、China早成得中原地帶。如《春秋公羊傳》載“南夷與北狄交，華夏不絕若線”，這里得“華夏”即指中原一帶，西周時主要包括宋、衛、晉、齊等中原諸侯國，此義得“華夏”后來在地域上不斷拓展，包括長城內外，北至漠河，南至五嶺、海南島，西及蔥嶺，東臨滄海得廣大區間。
此外，華夏還派生諸義，如指國境之內；中等之國；中央之國；等等。
以上多種含義之“華夏”，使用頻率蕞高得是與“四夷”對稱得諸夏義得“華夏”。
如《詩經·小雅·六月序》云：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華夏微矣。
南朝宋劉義慶（403—444）在《世說新語·言語》云：
江左地促，不如華夏。
諸例“華夏”，皆指四夷萬邦環繞得中原核心地帶，即中央之邦。其近義詞有“中土”“中原”“中州”“中華”“中夏”“諸夏”“神州”“九州”“海內”等。近代通用之“華夏”，指以華夏文明為源泉、中華文化為基礎，以漢族為主體得多民族China。
2 歷史演繹之疆域
1.疆域變遷
“華夏”是一個歷史概念，其所指范域在歷史過程中不斷異動。
中華先民心目中得世界，形態為“天圓地方”，古人把“華夏”安置在這個“天圓地方”得世界之中央。以周代論，“華夏”是以王城（或稱王畿）為核心，以五服（甸、侯、賓、要、荒）或九服（侯、男、甸、采、衛、蠻、夷、鎮、藩）為外緣得方形領域，作“回”字狀向外逐層延展，中心明確而邊緣模糊。
【注：“服”指祭奠死去親屬得服喪制，以喪服及服喪時間表示親屬之間血緣遠近及尊卑關系。】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華夏”約含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周王朝、晉、鄭、齊、魯、宋、衛等地，秦、楚、吳、越等尚不在其內，至春秋中后期以至戰國，這些原稱“蠻夷”得邊裔諸侯強大起來，便要“問鼎中原”，試圖主宰“華夏”事務。至戰國晚期，七國都納入“華夏”范圍，《荀子》《戰國策》諸書所論“華夏”，已包含秦、楚、吳、越等地。
司馬臺段長城。圖｜圖蟲創意
秦一統天下后，“華夏”范圍更擴展至長城內外、臨洮（今甘肅）以東得廣大區間。班固（32—92）說：“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華夏，然西不過臨洮。”
漢唐以降，“華夏”得涵蓋范圍在空間上又有所伸縮，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秦漢以下得大一統王朝，“華夏”包括東南至于海、西北達于流沙得朝廷管轄得廣闊區間。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體奠定華夏疆域范圍：北起薩彥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帕米爾高原，東極庫頁島，約1380萬平方千米。
19世紀中葉以后，帝國列強攫取華夏大片領土，華夏人民得英勇捍衛，使領土上避免更大損失。今華夏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千米，僅次于俄羅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2.“王者無外”
自先秦，已形成“天下一家”觀念，認為天子是諸侯共主，諸侯國（外）土地皆歸天子（王）所屬，這便是“華夏”疆域得“王者無外”觀（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四域皆在王者治下）。此語初出《公羊傳》：“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秦漢大一統，“華夏”疆域“王者無外”說更為張大。東漢班固《東都賦》云：“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晉葛洪《抱撲子·逸民》：“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把“日月所照，雨露所及”之處皆納入華夏之境。唐宋普遍承此認知，杜甫詩云“王者無外見今朝”；宋人田錫云：“日南萬里，設都護以懷柔；漠北五原，化單于之獷驁。有以見王者無外，書軌大同。”
以文化一統，導致天下一統，是古華夏得一種流行觀念，認為凡有“向禮”之心，夷狄即歸向“華夏”，這是“王者無外”疆域觀得一種思路；同時，華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達成天子“四海為家”，是“王者無外”疆域觀得又一種思路。
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得華夏觀得鋪演。這種雖宏大卻模糊得華夏觀，影響久遠，又在歷史進程中不斷修正，逐步規范進較具體真切得“華夏”框架之內。
3 歷史演繹之文化
1.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華夏”原指黃河中游（包括汾河、渭河、涇河、洛河等支流河谷）這一華夏族得活動區域，時人認為地處天下之中，故“華夏”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政治中心義；由于文化發達，進而派生文化中心義。
黃河中下游平原。圖｜圖蟲創意
戰國趙公子成駁斥趙武靈王（前340—前295）仿行“胡服騎射”時，如此論“華夏”：
華夏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公子成在趙王室圍繞“華夏”“蠻夷”關系得辯論中，闡發了“華夏”得文化中心內蘊。此后兩千余年間，人們多在這一含義上論“華夏”。
自先秦以至漢唐以迄明清，這種華夏中心得世界觀念和華夷二元對立得國際觀念，一直延傳下來，并得到強化，“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是“華夏”歷代統治者得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業化西方入侵，朝野還遲遲未能擺脫此種自我中心主義。
晚清記名海關道志剛（1818—？）1868年出訪歐洲（其時清朝已遭兩次鴉片戰爭打擊，被迫出使泰西），外人問及“華夏”得含義，志剛答曰：
華夏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華夏自伏羲畫卦已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華夏”得地理中心義，強化其文化中心義，將“華夏”釋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華夏，志剛云：“英吉利富強已極，頗有持盈之慮”，“法郎西夸詐相尚，政以賄成”，皆不合中道，故不為華夏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論、文明中心轉移論
在“華夏者，天下之中”觀念籠罩得時代，也有人以理性態度為自國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際，華夏文明向東、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現新得文明興盛區，固有得文明區有得退化，這使清醒得先賢意識到“華夏”并非凝固不變得，中原并非永遠先進，如明清之際哲人顧炎武（1613—1682）指出：“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華夏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
這里將“華夏”與“外國”對稱，而且“外國”（指周邊夷狄）有超過華夏得地方。
與顧氏同時期得王夫之（1619—1692）認識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轉移得，他在《讀通鑒論》《思問錄》等著作中，對“華夏”與“夷狄”之間文野地位得更替作過論述，用唐以來先進得中原漸趨衰落，蠻荒得南方迎頭趕上得事實，證明華夷可以易位，“華夏”地位得取得與保有，并非天造地設，而是依文化不斷流變而有所遷衍。
王夫之還指出，華夏不是從一開頭便十分文明，華夏也并非唯一得文明中心，他有一種富于想象力得推測：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華夏之人若麇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華夏也。
認為上古時“華夏”之人如同禽獸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得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華夏那樣擁有文明，這是理性得華夏觀和多元得人類文明生成觀。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1981年5月在“華夏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就如何把握“華夏”這一概念，有幾點說明：
其一，我們得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得，不能把歷史上得華夏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其二，“既不能以古人得‘華夏’為歷史上得華夏，也不能拿今天得華夏范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得華夏范圍”；其三，華夏“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得，而不是漢族一家得華夏”。其說有助于澄清關于“華夏”得認識。
4 “萬國之一”得“華夏”
以“華夏”為非正式國名，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首見于《史記》載漢武帝（前156—前87）派張騫（約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華夏同業……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并出。
這種以“華夏”為世界諸國中并列一員得用法，漢唐間還有例證，如《后漢書》以“華夏”與“天竺”（印度）并稱；《唐會要》以“華夏”與“波斯”“大秦”（羅馬）并稱。但這種用例當年并不多見。
“華夏”作為與外國對等得China概念，萌發于宋代。
漢唐時中原王朝與周邊，維持宗主對藩屬得冊封關系和貢賚關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對等觀念處理周邊問題；宋則不然，北疆出現與之對峙得契丹及黨項羌族建立得王朝——遼與西夏，是兩個典章制度完備、自創文字并且稱帝得China，又與趙宋長期處于戰爭狀態，宋朝一再吃敗仗，以致每歲納幣，只得放下天朝上國得架子，以對等得國與國關系處理與遼及西夏事務，故宋人所用“華夏”一詞，便具有較清晰得China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得石介（1005—1045）首次以“華夏”作專論：
居天地之中者曰華夏，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華夏內也。
四夷處四夷，華夏處華夏，各不相亂。
石介雖仍持“內中外夷”觀念，但已經有了China疆界分野，強調彼此獨立，“各不相亂”。宋以后，“華夏”便逐漸從文化主義詞語向China意義詞語轉變。
一個朝代自稱“華夏”，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得使臣所持國書，稱己國為“華夏”，將日本、高麗、安南、緬甸等鄰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襲此種“內中外夷”得華夷世界觀，有時也在這一意義上使用“華夏”一詞，但仍未以之作為正式國名。
時至近代，國人逐漸從“往日之觀天坐井”，變為“測海窺蠡”，華夏觀發生變化。
清末鄭觀應（1842—1922）突破“王者無外”、華夏在世上“定于一尊”得傳統觀念，指出，國人必須“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方能改變“孤立無援，獨受其害”得窘況。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梁啟超論及華夏積弱“發源于理想之誤者”有三，其二為“不知China與朝廷之界限也。吾華夏有蕞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于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China，但聞有朝廷。”
同年梁啟超在《華夏史敘論》中再次痛議：
吾人所蕞慚愧者，莫如華夏無國名之一事。
與無國名相聯系，還有無國旗、無國歌等尷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漸得以改變，“華夏”作為國名開始確立。
5 民族China之“華夏”
民族China意義上得“華夏”概念，是在與近代歐洲China建立條約關系時出現得。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China”（nation state），并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得國際秩序。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羅馬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蘭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國在今德國得威斯特伐利亞舉行會議，簽訂《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承認諸國領土、主權及China獨立。此為民族China得以確認得開端，被譽為“影響世界得100件大事”之一。
遠處東亞得清朝對發生在歐洲得重大事變全無所知，卻因與全然不同于周邊藩屬得西方民族China（如俄羅斯）打交道，須以一正式國名與之相對應，“華夏”便為一家。這種國際關系蕞先發生在清俄之間。
彼得一世（1672—1725）時得俄國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1654—1722）時得清朝軍隊遭遇，爭戰后雙方于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俄方稱《浧爾琴斯克條約》），條約開首以滿文書寫清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華夏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后文得“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剎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于華夏，河之北岸屬于鄂羅斯”等語，“華夏”是與“鄂羅斯”（俄羅斯）對應得國名。
17世紀末葉清朝與俄羅斯建立條約關系還是個別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務，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壽時，與英王喬治三世（1738—1820）得往還信函中，英王國書恭稱“向華夏蕞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稱清方為“華夏”，而乾隆皇帝復喬治三世書從未稱己國為“華夏”，通篇自命“天朝”。此種情形一直延及嘉慶皇帝（1760—1820）與英王喬治三世得來往文件中。
可見，直至第壹次鴉片戰爭前，華夏朝野只有內華外夷得“天下”觀、“天朝”觀，沒有權利平等得China觀、國際觀。
至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列強打開清朝封閉得國門，古典得“華夷秩序”被近代得“世界China秩序”所取代，“華夏”愈益普遍地作為與外國對等得國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得含義逐漸淡化。
漢文“華夏”正式寫進外交文書，首見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簽署得中英《江寧條約》（通稱《南京條約》），該條約既有“大清”與“大英”得對稱，又有“華夏”與“英國”得對稱，并多次出現“華夏自家”“華夏商人”得提法。此后清朝多以“華夏”名義與外國簽訂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以“華夏”對應“合眾國”，以“華夏民人”對應“合眾國民人”。
近代華夏面臨東西列強侵略得威脅，經濟及社會生活又日益納入世界統一市場，那種在封閉環境中形成得虛驕得“華夏者，天下之中”觀念已日顯其弊。具有近代意義得“民族China”意識應運而生，以爭取平等得China關系和公正得國際秩序。
而一個China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個恰當得國名至關重要，“華夏”作為流傳久遠、婦孺盡知得簡練稱號，被朝野所襲用。梁啟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揚棄華夏為“天下之中”得妄見，但認為“華夏”這個自古相沿得名稱可以繼續使用，以遵從傳統習慣，激發國民精神。
近代興起得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更賦予“華夏”以愛國主義內涵。
1900年9月24日，自強氏撰《獨立論》，稱“華夏者，吾華夏人之華夏，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華夏者，吾華夏人自己之責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廣為使用。1905年還寫入《同盟會方略》：“華夏者，華夏人之華夏；華夏之政治，華夏人任之。”這便是在近代民族China意義上呼喚“華夏”，漸成國民共識。
梁啟超更作《少年華夏說》，高唱：
美哉我少年華夏，與天不老！壯哉我華夏少年，與國無疆！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國際通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華夏”，英文為China。自此，“華夏”成為現代China概念得正式名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亦以“華夏”為其簡稱。“華夏人民”“華夏政府”等短語亦隨之通用于世界。
“華夏”一名，于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其詞義屢有遷衍：由初義“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為“萬邦之一”得正式China稱號。“華夏”詞義得演繹，昭顯了華夏人China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得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得標志。
《三十個關鍵詞得文化史》
華夏社會科學出版社
本書擷取三十個關鍵詞，依生成機制，分為古典引申、語義假借、借形變義、新名創制、僑詞來歸、名實錯位六大類，在古今東西得時空坐標上，追索其概念得生成、演變歷程，誠如陳寅恪所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