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意譯】
①（從治國理政及言語教化來看，）最上等的統治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治下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統治者（居善地，心善淵，言善信，）百姓親近而且贊譽他；再次一等的統治者（以智治國，輕諾寡信，）百姓畏懼他；最次等的統治者（無德無能，毫無真心誠意可言，）百姓甚至輕侮他。
②（為什么那些下等的統治者被百姓畏懼和輕侮呢？）因為他們在百姓那里的“信”即真心誠意是不足的；（為什么他們在百姓那里的“信”不足呢？）因為他們常有不講“信”的事發生。而那些上等的統治者總是（出于真心誠意而）極度憂思，（害怕自己“不信”和“信不足”而傷害了百姓，因而在治國理政特別是進行言語教化時，）極其珍言慎語，（不給百姓施加任何壓力。）所以，每當功成事遂的時候，（倍感自由輕松的）百姓總是說：“我們自然而然就這樣了。”
【細讀導語】
1、本章的中心思想是，統治者要有“信”。在論述上，是以統治者的“信”在百姓那里的不同感受和反饋，把統治者分為四個等次，并通過百姓的口碑肯定上等者的做法是合道的。
2、準確解讀本章的關鍵，是明確“信不足焉”是表明第三第四等的統治者遭遇百姓畏懼和輕侮的原因。就是說，這些下等的統治者因為“信不足”，百姓才會畏之甚至侮之。接著看，“有不信焉”，說的是，百姓為什么感受到下等的統治者“信不足”呢？是因為他們常有“不信”的事發生。與之相反，第一第二等的統治者出于“信”而極度憂思，生怕自己“不信”和“信不足”而傷害了百姓，因而“貴言”，因而在百姓那里“有信”和“信足”，因而被百姓“親而譽之”和“知有之”，因而“百姓皆謂我自然”。可見，本章的主題是談“信”，主軸是強調“信”的重要性，主旨是談統治者要有“信”。
3、什么是“信”？查《漢典》，“信”的本義是“真心誠意”！全書來看，老子正是從其本義來使用“信”字的。
4、“悠”，不是“悠閑”！而是“憂思”！上等統治者憂思什么？就是害怕自己真心誠意不足而傷害了百姓，因而在言語教化時極其珍言慎語。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我的翻譯是：（從治國理政及言語教化來看，）最上等的統治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治下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統治者（居善地，心善淵，言善信，）百姓親近而且贊譽他；再次一等的統治者（以智治國，輕諾寡信，）百姓畏懼他；最次等的統治者（無德無能，毫無真心誠意可言，）百姓甚至輕侮他。
1、前面提到，由“信不足焉”切入，推出本章的主題、主軸和主旨，均與統治者的“信”相關。而是否有“信”，是通過治國理政時統治者的言語教化體現出來的。那么，這就是本章的論述角度，應當十分明確。
2、在百姓的感受里，統治者的“信”即“真心誠意”有所不同，以此為標準，把統治者分為四個等次。治下百姓的感受是“果”，而“因”就在統治者的身上，具體體現在他們的治國舉措和真心誠意的程度。翻譯時，要根據全書的要義，把相關的內容先補上去，使全章前后一致，邏輯自洽。
在最上等里，我們可以從第二章的內容來看統治者的表現：“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還有，“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這樣的“玄德”也會在統治者治國理政時體現出來。因而，治下百姓只感受到統治者的存在，就很自然了。
在第二等里，第六十六章說，“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第七十二章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第八章說，“居善地，心善淵，言善信。”統治者如此慈愛暖心、謙卑善下，百姓自然“親而譽之”。只不過“言善信”者在境界上比“行不言之教”者稍遜而居次，仍屬上等。
在第三等里，第六十五章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第七十四章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表明此等統治者多有智巧和嚴刑，少有合道之德，與之相應的是“輕諾寡信”，百姓自然“畏之”。
在第四等里，第七十九章說，“無德司徹”，民有“大怨”，此等統治者在言語教化時肯定是毫無真心誠意可言，加之無能，百姓自然“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我的翻譯是：（為什么那些下等的統治者被百姓畏懼和輕侮呢？）因為他們在百姓那里的“信”即真心誠意是不足的；（為什么他們在百姓那里的“信”不足呢？）因為他們常有不講“信”的事發生。
1、兩個句子都有“焉”字，要特別注意老子的語意。①仔細看，后句的“有不信”，是前句“信不足”的原因！為什么呢？因為老子有相同邏輯的表述，“輕諾（有不信）必寡信（信不足）”。②還有，前句也是表明原因的！就是說，“信不足焉”是百姓畏懼和輕侮第三第四等的統治者的原因！這里把握不準的話，就看不清前后兩段的內在聯系，與本章的主旨要義也會失之交臂。
2、流行的翻譯是，“統治者的誠信不足，百姓才不信任他。”注意！其中的“誠信”和“信任”，是兩個不同的詞，在一般的句子里可以這樣表述。但是！不能把這樣的譯句套給老子。因為，老子這里兩個“信”字的含義是一樣的！兩句話一直對準統治者，句中不會忽然用同一個字轉個視角去說百姓的反饋；更嚴重的是，把初因“不信”當成了后果“不信任”，把老子的因果邏輯搞反了。其實，老子是有提到“百姓不信任”的，而且是“升級版的不信任”，那就是對統治者“畏之、侮之”。所以，這樣翻譯是不對的。能看破流行翻譯里類似這種似是而非的要害，是一種解讀的真功夫。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我的翻譯是：而那些上等的統治者總是（出于真心誠意而）極度憂思，（害怕自己“不信”和“信不足”而傷害了百姓，因而在治國理政特別是進行言語教化時，）極其珍言慎語，（不給百姓施加任何壓力。）所以，每當功成事遂的時候，（倍感自由輕松的）百姓總是說：“我們自然而然就這樣了。”
1、“悠”的含義。查《漢典》，“悠”的本義是“憂思”，有引申義為“閑適自在的樣子”。根據全書要義和本章語意，應選取其本義！
“悠兮”，是強調、贊嘆的語氣，可理解為“極度憂思”。承接上文，就是上等的統治者很憂思自己“有不信、信不足”而對百姓有所傷害！因而“貴言”。從全書來看，得道的統治者是“居善地、心善淵、言善信”的，是“不敢為天下先”的，是“慈故能勇”的，是“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的……如此種種表現，真的是“以百姓心為心”的！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牽掛的全是百姓。所以，圣人教化時一定不能也不會失“信”于百姓，因而出于“信”而“悠兮”，而“貴言”，繼而在百姓那里“有信”、“信足”。
注意，為什么要把“信”放在前頭呢？之前多次說過，“信”是得道者本然具足的“人之道”，是其“無為”的源動力。不明確的話，就可能把“悠（憂思）”誤會為“信”的因。
2、大家看流行的翻譯，“最好的統治者是悠閑自如的，他不輕易發號施令。”在我看來，這不是“最好的統治者”，簡直就是“慵懶不作為”的失職者！第四十九章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可見，老子的思想是極其積極的，其筆下得道的統治者不僅“視民若子”，還“視民若孩”！慈心縈懷，誠意以對，時時以百姓心為心，怎么會悠閑自在呢？“常善救人”且“無棄人”，“常善救物”且“無棄物”（第二十七章），怎么會慵懶不作為呢？（細讀第五章也有類似的解讀思路，可參閱。）
3、文末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治國理政，能得到治下百姓如此發自內心的反饋，意味著百姓是極其自由和輕松的，確實是到了“無為而無不治”的最高境界。而具體的景象在第八十章，相關的描述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細讀后語】
1、我發現一些人對每一章的翻譯，是沒有相關的主題主軸和主旨的概念的，譯出的語意雜亂不堪，甚至讓人不知所云。大家看，本章的主題是講統治者的“信”，主軸是強調“信”的重要性，主旨是統治者要有“信”。明確之后，在翻譯四個等次的統治者時，就懂得把他們各自的作為及與“信”相關的內容補全，使全章前后一致，邏輯自洽。反觀一些流行的《道德經》翻譯，由于沒有這些重要的概念加以主導，其譯文簡直讓人懵逼，可謂是千百年來可目睹之怪狀。
2、很多人把“信”理解為“誠信”，這樣有點偏于“信用”而已，把最實質的“真心誠意”虛化了。這表明，他們對“信”的重視是不夠的，理解是不深的。
首先，“信”，是《道德經》極其重要的概念范疇，老子把“信”提高到了“道”的高度。第二十一章說，“（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有人讀了一輩子的《道德經》，都不知道“道”為何物。其實很簡單，就人來說，凡事能以自然而然的“信”以應之，就意味著具足了本然的“人之道”。
其次，第七十章說，“言有宗，事有君。”“信”，就是“言之宗”。正因為得道的統治者以“信”為“言之宗”，在言語教化上，可以“多言”，也可以“少言”，甚至可以“不言”。老子在第五十六章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人會加以引用以提醒一些“言者”閉嘴。這其實是他未得“信”之精髓的表現。要知道，知與不知，看是否“合道”；言與不言，看是否“有信”。把握清楚了，就不會把書讀呆了。
再次，修道的統治者要基于“信”而“貴言”和“行不言之教”。老子為什么要這樣提倡呢？之前說過，由于現實里一般的統治者悖道的“言”太多了，老子因而有針對性地一刀切之，期望收獲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老子并沒有忘記給修道的統治者點明，“信”既是“道之精華”，又是“言之宗歸”。
3、有人喜歡“以儒解老”，也是不得甚解的表現。當提到本章老子講“誠信”的重要性時，他說，孔子主張寧可去兵、去食、也不可去信，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然后說，兩位圣人關于“信”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
之前說過，解讀各學說時，只能比較，不能互證。就“信”來說，孔子的“人之信”，本質來講是“外在的規范”。而老子的“人之信”，本質來講是本然具足的“自然之道”。打個比方，孔子對病人說，你就是缺“信”，吃了我開的“信丸”就好了；而老子對病人說，你不是缺“信”的問題，而是因為你過于“有知有欲”，讓身體這臺機器生銹了，回去用“無知無欲”把銹去掉，你本然具足的“信之機制”就自然了。
這就是“異曲”，就是解讀上的“比較”。而“以儒解老”的人往往會置“異曲”于不顧，而誤導人只關注“同工”之妙。這源于他于儒道均不通透，以為解讀上可以“互證”；其嚴重后果是抹殺了儒道各自的理論特色和思想價值。
4、有人總免不了望文生義和想當然的翻譯和解讀。
①大家去看，多數的譯本是把“悠”理解為“悠閑自在”和“悠哉悠哉”的！只要深入文本就不難發現，圣人以“道”治國，可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正因為有“出于信的憂思（悠的本義）”的底蘊，才有對百姓貼心的善舉（如第八章的“七善”）和積極的作為（如第七十七章的“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當然，“得道者”做事，因“得道”而成竹在胸，因“遵道”而從容不迫，因“無為”而“無不治”。我們不能因為人家境界高而忽略了人家的用心！本然之“真心誠意”正是其極高境界的初因！相反，“悠哉悠哉”的統治者，無異于高冷不作為的主，治下能達到“無不治”的結果才怪。
大家還記得第十四章吧，有人把“夷、希、微”分別注釋為“無色、無聲、無形”，簡直把老子的高階智慧直降為零。而本章又來個“悠”字，讓望文生義的流弊暴露無遺；究其原因，是解讀者對“無為”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從防范妄作有為，跑到了消極不作為的路上了，帶有一些莊子式閑適曠逸的味道，是極其錯誤的。
簡要說一下，怎樣理解“無為”才不會偏差？“無為”，當然是先去掉“妄作有為”，然后呢？很多人是答不上來的。大家可以回看“細讀第三章”關于“無為”的部分，其中說了：當統治者修為并達至“無知無欲”的境界時，意味著去除了干擾和破壞的因素，使自身具足的“人之道（無私、慈、信等）”完全處于自然的狀態，不再有為，更不會妄作，是謂“無為”。
②另外，“想當然式”的解讀也很嚴重。大家看，“貴言”大都被翻譯為，“不輕易發號施令。”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事關治國的“施令”竟然跟“多少和是否輕易發布”掛起鉤來了？要知道，在治國理政時，發“施令”的依據是“道”！該多則多，該少則少；該慎重則慎重，該推廣則大力推廣。老子說，“唯道是從。”這是治國理政的唯一依據。
我很不解，怎么一些本末顛倒的道理居然被扣到了老子的頭上？居然還得到那么多人的認同！我除了給老子喊冤外，還為如此的學術水平感到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