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寄生蟲》,是奧斯卡的創舉,也是奧斯卡的退步 2020-02-12 07:32閱讀:
文/小洋樓
“像看一部黑色荒誕劇,有著強烈的戲劇沖突。講的是社會貧富階層沖突,但使用隱喻手法,特別是味道這個詞,出現多次。窮人是有味道的,這種味道沒有明說,卻是宋康昊扮演的老爸最終爆發的導火索。
同樣是關于階層沖突,卻更喜歡李滄東拍攝的《燃燒》,因為有回味。
奧斯卡將這樣一部不是很符合好萊塢主流價值觀的韓國電影選為最佳影片,是因為奧斯卡對一貫奉行的傳統價值觀產生審美疲勞了嗎?選了一部外國影片,表示一下突破,也沒有‘政治不正確’的風險。”
韓國導演奉俊昊導演的《寄生蟲》,獲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
這條消息爆出后,網絡沸騰了。韓國電影創造了歷史,奧斯卡也創造了歷史:這是韓國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這是亞洲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這也是92歲的奧斯卡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頒給非英語影片。
比較慚愧的是,我直到奧斯卡最佳影片頒給《寄生蟲》后,才看了這部差不多火了一年的韓國電影。
通過朋友的網盤分享,看了完整版《寄生蟲》。如果這部影片 準備引進中國,可以想見會刪掉哪些內容:幾分鐘的夫妻床上戲首先會刪,國情可以允許暴力但不允許色情,具體可參考2018年引進中國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語》。殺戮暴力的場景應該也會適當剪掉幾秒。
《寄生蟲》的獲獎是有爭議的,這種爭議從去年獲戛納金棕櫚獎的時候就開始了,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延續了這種爭議。爭議來自于它的內容,當然,從藝術性來說,《寄生蟲》已經做到完美:無論是它用地上和地下、豪宅和貧民窟指代富人和窮人階層的鏡像式表達,還是用黑色荒誕、驚悚懸疑和寓言式的風格來包裝這部電影。
《南方周末》曾發文《創紀錄的奧斯卡,退步的好萊塢》,里面提到:
但我們懷念《亂世佳人》,我們也懷念《辛德勒的名單》《阿甘正傳》《勇敢的心》《泰坦尼克號》……這一長串奧斯卡“最佳影片”,擔得起“世界電影”的稱號,恢弘巨制下,有對大時代的悲憫和反思,有對個人情感的關觀照,有真正的普世價值,他它們領跑全球票房當之無愧。
進入21世紀,奧斯卡表彰的“最佳影片”,它們當然也是質量上乘的佳作,但你細看,格局已發生劇變。對大時代的書寫變得不再流行和受歡迎,表達更細小而具體的自我,變成了主流。
確實,近年的奧斯卡更關照社會現實下的個體生存狀態和真實情感,拿《鳥人》和《月光男孩》舉例,前者表現百老匯的落魄演員,更強調敘事風格,一鏡到底。后者是對黑人同性戀群體的情感關照,雖然很小眾,但顯示出奧斯卡對邊緣人群的同情和憐憫。
《水形物語》是成人童話的勝利;《綠皮書》是黑白階層的牽手和解……盡管表達越來越個體化,但奧斯卡遵循的主流價值觀一直沒有改變,也就是國人眼中的“政治正確”。
但選擇《寄生蟲》的奧斯卡,是退步的奧斯卡,也是危險的奧斯卡。
《寄生蟲》的故事,沒有離開樸社長的豪宅和金基澤的半地下室這兩個地方。
宋康昊演的老爸金基澤,老媽忠淑,復讀4次沒考上大學的兒子基宇,妹妹基婷,都沒有工作。基宇的高中同學敏赫因為要留學,讓他代替自己到樸社長家做英文家教,給樸社長女兒多慧補習英文。于是接二連三地,基宇介紹妹妹基婷給樸社長兒子多頌教美術,編造的身份是伊利諾伊州藝術專業的學生杰西卡;基婷通過一條內褲讓樸社長開掉了司機,讓老爸當上了樸社長的司機;一家人又聯手,利用女管家對水蜜桃過敏的軟肋,成功讓樸太太炒掉她的魷魚,于是老媽得以成為新管家……
窮人一家寄生在富人家里,是我們不用看電影,就能夠知道的劇情。但是,故事從這里陡轉直下。
某一天,樸社長一家為兒子過生日外出露營,前任女管家在雨夜上門,營救關在地下室的丈夫,原來,女管家的丈夫因逃避債務,躲進這座豪宅的地下室,彼時,女管家還在前任豪宅主人南宮賢子家做事。他們搬離后,女管家留任,樸社長一家并不知道地下室的存在,于是女管家得以繼續將丈夫藏匿在地下室。
地下室的真相在這時候剝離,原本只是富雇主和窮雇員的故事,變成了兩個窮人家庭的沖突。這個雨夜,主人回家前的8分鐘,上演了驚心動魄的第一次暴力殺戮。這場殺戮,在主人回到家后繼續上演,只是主人根本沒發現。
第二次暴力殺戮,也就是結局,在三個家庭中展開,女管家的丈夫先是以暴制暴,砸破基宇的腦袋,然后手持利刃、光天化日下走向為多頌慶生的高貴體面的上流人群,首先向基婷刺去。老媽保護女兒,用燒烤串刺向兇手。樸社長為救昏厥的兒子,向金司機狂喊:給我鑰匙!當他用手捂住鼻子去拿鑰匙時,金基澤本能地揮刃,刺出他早想刺出的一刀……
結局是基宇的幻想,他通過摩斯密碼得知老爸的下落。而解救老爸的唯一途徑,是成為有錢人,買下豪宅,讓躲在地下室的老爸能光明正大地走出來,一家人團聚……
我看到有人說《寄生蟲》是黑色荒誕喜劇,但是,一點都不喜,只是黑色荒誕,只有沉重,就像壓在基宇胸口的那塊大石頭。
同樣是講階級固話產生的暴力殺戮事件,我更喜歡李滄東的《燃燒》。毋庸諱言,李滄東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韓國導演,至今都是。
《燃燒》的人物關系非常簡單,只有三個人,結局卻非常有回味,它是留白的:誰殺了女孩子?Ben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沒有具體答案。
《寄生蟲》太直白了,雖然窮人和富人的分化是隱喻的,比如樸社長總是不直接說出對窮人的厭惡,但言談舉止間顯示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他不喜歡一切越界,數次提到“我最不喜歡逾越邊界的人”:司機亂搞可以,但不可以越界到后座,那是我的座位。金基澤說,你終究還是愛太太的,他立刻產生情緒反應:這不是你在我面前可以提的話題。他也數次提到氣味,窮人身上有著洗都洗不掉的氣味。這種對氣味的敏感也延續到他兒子身上,他兒子就能聞出金基澤和他老婆身上有著同樣的氣味。
氣味,就是階級烙印,在富人看來,它深入骨髓。
看到有位作者寫道:同樣是底層對上層社會的不滿引發出的暴力事件,兩部電影卻有著不同的指向:《燃燒》顯然具有一種知識分子對底層深切的同情,電影的主人公熱愛文學,積極向上卻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唯一心愛的女孩被有錢公子玩弄致失蹤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而《寄生蟲》顯然模糊了底層暴力的合法性,不再書寫一個“底層抗暴”的故事,甚至,這部電影對社會問題保持著一種曖昧的態度,對社會問題只是展現,沒有真正的反思。在這個層面上,奉俊昊的社會關懷顯然不如他的前輩李滄東。
非常同意。
《寄生蟲》通篇寫人性之惡,里面沒有一個善良的人,也沒有人性的變化和成長。這并不符合奧斯卡的頒獎規則。但是,《寄生蟲》的社會批判色彩是濃重的,它呈現了韓國社會的現實,是誰造成了這些?
窮人奉行的價值觀,是片中老媽說的:“不是有錢又善良,是有錢才善良。懂嗎?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
錢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老爸金基澤說:“人不應該有計劃,沒有計劃就不會出錯。”
窮人沒有想到自己為什么會窮,而是想著成為富人,來拯救親人。
這些都是顛覆好萊塢主流價值觀的。
好萊塢的主流價值觀是什么?就是愛和光明。美國是宗教立國的國家,歷屆總統就職時,都需要按手在《圣經》上宣誓,以上帝的真理來治理這片土地。雖然是個移民國家,文化的多元并沒有讓美國成為一團散沙。基于基督教基礎上的信仰,讓這個國家的價值觀被高度統一。所以歷屆奧斯卡最佳影片,都不會偏離主流價值觀,不然擔那些評委老頭子們不會同意。基于此,奧斯卡評選標準,一貫被認為非常傳統,這種傳統和老派,看起來似乎和這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年輕國家極不相稱。
但是,今年的奧斯卡選擇了《寄生蟲》。有人說,不是《寄生蟲》需要奧斯卡,而是奧斯卡需要《寄生蟲》。一直不偏離主流價值觀的奧斯卡,如果想換換價值觀的口味,歐美系電影都不行,韓國電影就成為很好的替代品。
這看起來是一種突破,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頒給了非英語電影,顯示了奧斯卡的全球化和國際視野,更加兼容并包,也沒有“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不是本國電影奉行這樣的價值觀,是非英語國家的電影,所以頑固的評委們可以放心了,奧斯卡也可以籠絡住好萊塢之外更多的電影人和觀眾們。
這屆奧斯卡除了創造歷史地將最佳頒給一部非英語電影,另一個讓人淚目、被廣為轉發的就是最佳男主角、《小丑》扮演者杰昆·菲尼克斯的獲獎感言了,雖然他呼吁的停止戰爭、關注環境、動物保護以及種族主義等問題,在奧斯卡頒獎禮上屬于老調重彈,但他的真情實感令人動容。
他認為電影的意義,就是“為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電影,我該怎么辦。我覺得電影給我最大的禮物,同樣也給了在座所有人的,就是為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最近我時常思考那些人類正共同面對的令人沮喪的問題。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在支持各種不同的議題,但我看到了它們的共性:不管是性別不平等、種族主義、同志平權、原住民權益、動物保護,這些都關乎的是與不平等的斗爭。那些認為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種性別或者物種有權力去控制和剝削另一個,而且還不用獲罪的想法,我們要與之斗爭。
我認為我們與自然世界脫節了,我們的世界觀都太以自我為中心了,我們認為人類是宇宙的主宰。我們向自然世界掠奪資源,我們以為自己有權圈養奶牛,于是我們堂而皇之地偷走她的孩子,盡管她痛苦的哭聲顯而易見。我們害怕改變,因為這意味著犧牲我們的既得利益。但人類本來應該是有智慧的,如果我們把愛和同情作為行事準則,就可以讓整個系統變得更好。
我曾經是個自私的混蛋,不懂感激,但很多人給了我第二次機會。這就是我為什么會說,我們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夠互相支持,幫助彼此成長,引導彼此救贖。這是人性的精髓。
我記得我哥哥瑞凡17歲時寫過:“帶著愛去伸出援手,和平就會隨之而。”
杰昆出演過《角斗士》《大師》《她》《與歌同行》《你從未在此》等著名電影。他的哥哥瑞凡·菲尼克斯是好萊塢著名童星,主演過《不羈的天空》,23歲因吸毒過量而死。
這段轉發量最大的發言,也可以視作奧斯卡信奉的核心價值觀,依然最能打動全球觀眾。
《寄生蟲》的獲獎,讓久違的韓流再次成為話題。我們需要向這個版圖和浙江差不多大小的國家,學習太多太多。
奉俊昊畢業于延世大學社會學系,可能和社會學有關,他的電影都極具社會批判和反思。我還看過他拍攝的《綁架門口狗》《殺人記憶》《母親》《漢江怪物》《雪國列車》,這些電影中,達到高峰的是《殺人記憶》《漢江怪物》和《寄生蟲》,都實現票房和口碑的雙贏,將商業性和藝術性熔于一爐。
雖然我更喜歡李滄東的又雋永又殘酷,但他顯然更符合歐洲三大電影節的藝術口味,而奉俊昊,和好萊塢的評獎標準走得更近,好萊塢是更商業的,更通俗的,更大眾的,包括奧斯卡。
韓國電影早在90年代就異軍突起,取決于政府全力支持韓國電影人,為他們創造最寬松的創作環境。這次奉俊昊獲獎,韓國總統文在寅第一時間發表了對他們的祝賀:
“《寄生蟲》既愉快又悲傷,在社會信息方面也新穎、精彩、成功。讓人重新思考一部電影帶來的感動和力量。為了讓我國電影人盡情發揮想象力,沒有擔憂地制作電影,政府也會一起努力。”
沒有擔憂地制作電影,這是韓國電影人的幸福,也是中國電影人需要奮斗的終極目標。
舉報/Report
文/小洋樓
“像看一部黑色荒誕劇,有著強烈的戲劇沖突。講的是社會貧富階層沖突,但使用隱喻手法,特別是味道這個詞,出現多次。窮人是有味道的,這種味道沒有明說,卻是宋康昊扮演的老爸最終爆發的導火索。
同樣是關于階層沖突,卻更喜歡李滄東拍攝的《燃燒》,因為有回味。
奧斯卡將這樣一部不是很符合好萊塢主流價值觀的韓國電影選為最佳影片,是因為奧斯卡對一貫奉行的傳統價值觀產生審美疲勞了嗎?選了一部外國影片,表示一下突破,也沒有‘政治不正確’的風險。”
韓國導演奉俊昊導演的《寄生蟲》,獲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
這條消息爆出后,網絡沸騰了。韓國電影創造了歷史,奧斯卡也創造了歷史:這是韓國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這是亞洲電影第一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這也是92歲的奧斯卡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頒給非英語影片。
比較慚愧的是,我直到奧斯卡最佳影片頒給《寄生蟲》后,才看了這部差不多火了一年的韓國電影。
通過朋友的網盤分享,看了完整版《寄生蟲》。如果這部影片 準備引進中國,可以想見會刪掉哪些內容:幾分鐘的夫妻床上戲首先會刪,國情可以允許暴力但不允許色情,具體可參考2018年引進中國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語》。殺戮暴力的場景應該也會適當剪掉幾秒。
《寄生蟲》的獲獎是有爭議的,這種爭議從去年獲戛納金棕櫚獎的時候就開始了,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延續了這種爭議。爭議來自于它的內容,當然,從藝術性來說,《寄生蟲》已經做到完美:無論是它用地上和地下、豪宅和貧民窟指代富人和窮人階層的鏡像式表達,還是用黑色荒誕、驚悚懸疑和寓言式的風格來包裝這部電影。
《南方周末》曾發文《創紀錄的奧斯卡,退步的好萊塢》,里面提到:
但我們懷念《亂世佳人》,我們也懷念《辛德勒的名單》《阿甘正傳》《勇敢的心》《泰坦尼克號》……這一長串奧斯卡“最佳影片”,擔得起“世界電影”的稱號,恢弘巨制下,有對大時代的悲憫和反思,有對個人情感的關觀照,有真正的普世價值,他它們領跑全球票房當之無愧。
進入21世紀,奧斯卡表彰的“最佳影片”,它們當然也是質量上乘的佳作,但你細看,格局已發生劇變。對大時代的書寫變得不再流行和受歡迎,表達更細小而具體的自我,變成了主流。
確實,近年的奧斯卡更關照社會現實下的個體生存狀態和真實情感,拿《鳥人》和《月光男孩》舉例,前者表現百老匯的落魄演員,更強調敘事風格,一鏡到底。后者是對黑人同性戀群體的情感關照,雖然很小眾,但顯示出奧斯卡對邊緣人群的同情和憐憫。
《水形物語》是成人童話的勝利;《綠皮書》是黑白階層的牽手和解……盡管表達越來越個體化,但奧斯卡遵循的主流價值觀一直沒有改變,也就是國人眼中的“政治正確”。
但選擇《寄生蟲》的奧斯卡,是退步的奧斯卡,也是危險的奧斯卡。
《寄生蟲》的故事,沒有離開樸社長的豪宅和金基澤的半地下室這兩個地方。
宋康昊演的老爸金基澤,老媽忠淑,復讀4次沒考上大學的兒子基宇,妹妹基婷,都沒有工作。基宇的高中同學敏赫因為要留學,讓他代替自己到樸社長家做英文家教,給樸社長女兒多慧補習英文。于是接二連三地,基宇介紹妹妹基婷給樸社長兒子多頌教美術,編造的身份是伊利諾伊州藝術專業的學生杰西卡;基婷通過一條內褲讓樸社長開掉了司機,讓老爸當上了樸社長的司機;一家人又聯手,利用女管家對水蜜桃過敏的軟肋,成功讓樸太太炒掉她的魷魚,于是老媽得以成為新管家……
窮人一家寄生在富人家里,是我們不用看電影,就能夠知道的劇情。但是,故事從這里陡轉直下。
某一天,樸社長一家為兒子過生日外出露營,前任女管家在雨夜上門,營救關在地下室的丈夫,原來,女管家的丈夫因逃避債務,躲進這座豪宅的地下室,彼時,女管家還在前任豪宅主人南宮賢子家做事。他們搬離后,女管家留任,樸社長一家并不知道地下室的存在,于是女管家得以繼續將丈夫藏匿在地下室。
地下室的真相在這時候剝離,原本只是富雇主和窮雇員的故事,變成了兩個窮人家庭的沖突。這個雨夜,主人回家前的8分鐘,上演了驚心動魄的第一次暴力殺戮。這場殺戮,在主人回到家后繼續上演,只是主人根本沒發現。
第二次暴力殺戮,也就是結局,在三個家庭中展開,女管家的丈夫先是以暴制暴,砸破基宇的腦袋,然后手持利刃、光天化日下走向為多頌慶生的高貴體面的上流人群,首先向基婷刺去。老媽保護女兒,用燒烤串刺向兇手。樸社長為救昏厥的兒子,向金司機狂喊:給我鑰匙!當他用手捂住鼻子去拿鑰匙時,金基澤本能地揮刃,刺出他早想刺出的一刀……
結局是基宇的幻想,他通過摩斯密碼得知老爸的下落。而解救老爸的唯一途徑,是成為有錢人,買下豪宅,讓躲在地下室的老爸能光明正大地走出來,一家人團聚……
我看到有人說《寄生蟲》是黑色荒誕喜劇,但是,一點都不喜,只是黑色荒誕,只有沉重,就像壓在基宇胸口的那塊大石頭。
同樣是講階級固話產生的暴力殺戮事件,我更喜歡李滄東的《燃燒》。毋庸諱言,李滄東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韓國導演,至今都是。
《燃燒》的人物關系非常簡單,只有三個人,結局卻非常有回味,它是留白的:誰殺了女孩子?Ben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沒有具體答案。
《寄生蟲》太直白了,雖然窮人和富人的分化是隱喻的,比如樸社長總是不直接說出對窮人的厭惡,但言談舉止間顯示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他不喜歡一切越界,數次提到“我最不喜歡逾越邊界的人”:司機亂搞可以,但不可以越界到后座,那是我的座位。金基澤說,你終究還是愛太太的,他立刻產生情緒反應:這不是你在我面前可以提的話題。他也數次提到氣味,窮人身上有著洗都洗不掉的氣味。這種對氣味的敏感也延續到他兒子身上,他兒子就能聞出金基澤和他老婆身上有著同樣的氣味。
氣味,就是階級烙印,在富人看來,它深入骨髓。
看到有位作者寫道:同樣是底層對上層社會的不滿引發出的暴力事件,兩部電影卻有著不同的指向:《燃燒》顯然具有一種知識分子對底層深切的同情,電影的主人公熱愛文學,積極向上卻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唯一心愛的女孩被有錢公子玩弄致失蹤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而《寄生蟲》顯然模糊了底層暴力的合法性,不再書寫一個“底層抗暴”的故事,甚至,這部電影對社會問題保持著一種曖昧的態度,對社會問題只是展現,沒有真正的反思。在這個層面上,奉俊昊的社會關懷顯然不如他的前輩李滄東。
非常同意。
《寄生蟲》通篇寫人性之惡,里面沒有一個善良的人,也沒有人性的變化和成長。這并不符合奧斯卡的頒獎規則。但是,《寄生蟲》的社會批判色彩是濃重的,它呈現了韓國社會的現實,是誰造成了這些?
窮人奉行的價值觀,是片中老媽說的:“不是有錢又善良,是有錢才善良。懂嗎?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
錢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老爸金基澤說:“人不應該有計劃,沒有計劃就不會出錯。”
窮人沒有想到自己為什么會窮,而是想著成為富人,來拯救親人。
這些都是顛覆好萊塢主流價值觀的。
好萊塢的主流價值觀是什么?就是愛和光明。美國是宗教立國的國家,歷屆總統就職時,都需要按手在《圣經》上宣誓,以上帝的真理來治理這片土地。雖然是個移民國家,文化的多元并沒有讓美國成為一團散沙。基于基督教基礎上的信仰,讓這個國家的價值觀被高度統一。所以歷屆奧斯卡最佳影片,都不會偏離主流價值觀,不然擔那些評委老頭子們不會同意。基于此,奧斯卡評選標準,一貫被認為非常傳統,這種傳統和老派,看起來似乎和這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年輕國家極不相稱。
但是,今年的奧斯卡選擇了《寄生蟲》。有人說,不是《寄生蟲》需要奧斯卡,而是奧斯卡需要《寄生蟲》。一直不偏離主流價值觀的奧斯卡,如果想換換價值觀的口味,歐美系電影都不行,韓國電影就成為很好的替代品。
這看起來是一種突破,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頒給了非英語電影,顯示了奧斯卡的全球化和國際視野,更加兼容并包,也沒有“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不是本國電影奉行這樣的價值觀,是非英語國家的電影,所以頑固的評委們可以放心了,奧斯卡也可以籠絡住好萊塢之外更多的電影人和觀眾們。
這屆奧斯卡除了創造歷史地將最佳頒給一部非英語電影,另一個讓人淚目、被廣為轉發的就是最佳男主角、《小丑》扮演者杰昆·菲尼克斯的獲獎感言了,雖然他呼吁的停止戰爭、關注環境、動物保護以及種族主義等問題,在奧斯卡頒獎禮上屬于老調重彈,但他的真情實感令人動容。
他認為電影的意義,就是“為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我不知道如果沒有電影,我該怎么辦。我覺得電影給我最大的禮物,同樣也給了在座所有人的,就是為無法發聲的人發聲。
最近我時常思考那些人類正共同面對的令人沮喪的問題。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在支持各種不同的議題,但我看到了它們的共性:不管是性別不平等、種族主義、同志平權、原住民權益、動物保護,這些都關乎的是與不平等的斗爭。那些認為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種性別或者物種有權力去控制和剝削另一個,而且還不用獲罪的想法,我們要與之斗爭。
我認為我們與自然世界脫節了,我們的世界觀都太以自我為中心了,我們認為人類是宇宙的主宰。我們向自然世界掠奪資源,我們以為自己有權圈養奶牛,于是我們堂而皇之地偷走她的孩子,盡管她痛苦的哭聲顯而易見。我們害怕改變,因為這意味著犧牲我們的既得利益。但人類本來應該是有智慧的,如果我們把愛和同情作為行事準則,就可以讓整個系統變得更好。
我曾經是個自私的混蛋,不懂感激,但很多人給了我第二次機會。這就是我為什么會說,我們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夠互相支持,幫助彼此成長,引導彼此救贖。這是人性的精髓。
我記得我哥哥瑞凡17歲時寫過:“帶著愛去伸出援手,和平就會隨之而。”
杰昆出演過《角斗士》《大師》《她》《與歌同行》《你從未在此》等著名電影。他的哥哥瑞凡·菲尼克斯是好萊塢著名童星,主演過《不羈的天空》,23歲因吸毒過量而死。
這段轉發量最大的發言,也可以視作奧斯卡信奉的核心價值觀,依然最能打動全球觀眾。
《寄生蟲》的獲獎,讓久違的韓流再次成為話題。我們需要向這個版圖和浙江差不多大小的國家,學習太多太多。
奉俊昊畢業于延世大學社會學系,可能和社會學有關,他的電影都極具社會批判和反思。我還看過他拍攝的《綁架門口狗》《殺人記憶》《母親》《漢江怪物》《雪國列車》,這些電影中,達到高峰的是《殺人記憶》《漢江怪物》和《寄生蟲》,都實現票房和口碑的雙贏,將商業性和藝術性熔于一爐。
雖然我更喜歡李滄東的又雋永又殘酷,但他顯然更符合歐洲三大電影節的藝術口味,而奉俊昊,和好萊塢的評獎標準走得更近,好萊塢是更商業的,更通俗的,更大眾的,包括奧斯卡。
韓國電影早在90年代就異軍突起,取決于政府全力支持韓國電影人,為他們創造最寬松的創作環境。這次奉俊昊獲獎,韓國總統文在寅第一時間發表了對他們的祝賀:
“《寄生蟲》既愉快又悲傷,在社會信息方面也新穎、精彩、成功。讓人重新思考一部電影帶來的感動和力量。為了讓我國電影人盡情發揮想象力,沒有擔憂地制作電影,政府也會一起努力。”
沒有擔憂地制作電影,這是韓國電影人的幸福,也是中國電影人需要奮斗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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