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島叔說]面對公眾批評，湖北紅十字會該“委屈”嗎？
焦灼抗疫中，湖北紅十字會和武漢慈善總會被推上風口浪尖。
質疑的焦點來自于對比——一邊是沖在抗疫最前線的武漢協和醫院，醫療物資緊缺，湖北紅會下撥了3000個N95口罩；另一邊則是被冠以“莆田系”之名的武漢仁愛醫院，根據湖北紅會1月29日的公告，收到了1.6萬個口罩。
湖北紅十字會官網公布的捐贈信息一
對比產生的質疑，歸根結底是兩個問題：
一是效率：為什么后方乃至各界支援了那么多錢和物，最艱苦的前線仍出現“子彈打光”的情況？
二是公平：為什么“主力戰疫部隊”供不上的時候，“非戰斗部隊”卻獲得了更多的物資（網友指這家仁愛醫院并不收治發熱病人，媒體今天詢問該院的時候也得到如此答復）？
截止發稿時，紅會和仁愛醫院都有回應。
紅會的回應是，工作有失誤，錄入有錯誤，發給仁愛醫院的不是協和緊缺的N95（二級防護醫用口罩），而是KN95（一般防護口罩，如防塵等）。吊詭的是，回應稿的日期卻又“不準確”地寫成了2019年（后又修改成2020年）。
仁愛的回應則是，該院有發熱門診，也收治過一些，目前仍有病人住院，但是之后武漢發布了幾家定點收治醫院，因此不再收治發熱病人，口罩分給了病人和周邊社區居民。
在今晚（1月31日）9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回應紅十字會物資供應問題時這么說：消耗量大于供應量；捐贈物資和急需物資品種型號標準不是很好的對應；周轉不夠快；調撥不夠及時。
網友質疑、輿論關注，當事方有回應，事件會在多方信息澄清中逐步還原面貌。
二
但其實，從疫情爆發開始到今天，無論卷入輿情風暴的是誰、是哪一方（比如武漢或湖北政府的某些官員、黃岡一問三不知的衛健委主任、以及此次的紅十字會），大家關心的問題主線并無二致。
這條主線無非就是：在這場戰役中，這些應對措施對路嗎？參與應對的人員能力和態度足以勝任嗎？
或是，當我們一邊抗疫、一邊科學回溯病情起源的時候，能否發現曾經出現的問題，以及是否有些人事后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這就是湖北紅會此次被推到風口浪尖的邏輯，也是此前或今后每個輿情焦點產生的根本原因。當然，特殊時期，情緒可能會隨著恐慌和不滿而放大，這也是“民之常情”。畢竟，這是一場“直播戰役”，就連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醫院的建設都有4000萬網友“云監工”。
“戰時捐贈”問題向來敏感。前線不怕流血，但怕血白流；后方不怕付出，但怕我們的付出被浪費、被辜負。捐贈的物品和國家下撥的物品，最要緊的是流向需要之處。
“戰時狀態”是一種緊急狀態。它意味著整個體系的運轉都要圍繞“打贏戰爭”這個最終目標，必要時可以動員一切。
是誰在前線“打仗”？這次是一線的醫護人員。事實上，從疫情爆發開始，就不斷有各種各樣的信息流出——醫護裝備吃緊、人手跟不上、床位不夠、甚至連食品供應都跟不上。
大年三十晚上一些醫護人員的方便面“年夜飯”，醫護人員剪下日用文件夾裹在頭上護目，武漢多家醫院公開發出求援信息等等，都佐證了急需的物資緊缺、協調和后援存在混亂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誰言之鑿鑿說“物資充足”，抑或對抗疫信息一問三不知，在現有的信息環境下，都會被明察秋毫又毫不留情的民眾“打臉”。
但這種批評并非無理的苛責。前面說了，戰爭最重要的是打贏。在戰爭或戰役中，指揮不力、調度不周、料敵大意、臨陣脫逃，都會受到最嚴厲的軍法處罰。
這是治軍原則，也是治理要義。
所有處在抗疫戰中的人都應以此要求自己，而非其他任何標準：我們現在所做的，真的是最好的了么？我們現在做的，是能夠讓一線戰士放心沖鋒、讓病患和家屬都放心治療、讓其他的全國民眾不再恐慌了嗎？
三
湖北紅會自覺“委屈”。據報道，武漢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陳耘表示，武漢市紅會只有10個人，湖北省紅會有20多個人，加上統計局調撥的30個人，巨額捐款和海量物資，就由這60多號人負責接收、清點、查驗、登記，還得及時信息公開。“經常網上有人罵我們，挺委屈的。”
幾十個人處理數額巨大、來源多頭的物資，客觀上是很難，委屈也正常，網絡上已經披露除了人手外，倉儲、車輛等硬件都遠跟不上，一些醫生連軸轉倒完班還需要去幫忙搬運物資等。
但是公眾的批評是否有道理？當然有——前段時間，官方要求所有援助物資都匯總到紅會統一調配，但實際運行顯然已經超出了一個紅會或者慈善機構的能力范圍，造成援助物資流通的“腸梗阻”，這種供需矛盾尖銳，不解決更待何時？
1月27日，武漢郵區中心局郵件處理中心的職工在卸貨分揀援助物資（圖源：新華社）比如，能否再擴充人手？能否在紅會渠道之外，允許更多有資質的社會組織提供物資接收和分發？能否成立更高層級的物資調配委員會，對全部資金和捐贈物資做更大層面的合理分配？能否最大程度簡化流程、扁平決策，避免戰時狀態下還存在冗長的審批流程甚至官僚主義和腐敗？
疫情是一場大考，更是一面鏡子。這也就是為什么中紀委、中組部、國務院都有通知或者督查，因為一些機構、官員，或許在承平之時無功無過，但會在特殊時期的這場大考中因心態不正、能力不足、成績不良而敗下陣來。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能打勝仗，更需要能打經得起歷史檢驗和人民監督的勝仗。我們的體制優勢是動員力強，萬眾一心；另一個優勢就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而關鍵在于要讓“支援”精準到達“有難”的地方。
如果有任何“腸梗阻”阻撓這種“到達”，就應該以果斷的決策和堅定的決心，迅速破除之，這也是考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把重要標尺。
湖北，當有這個決心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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