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這個山西女孩向家人袒露了自己思量許久的想法：簽署遺體捐獻協議。待她說完理由，父母沉默片刻后，就支持了女兒的決定。
次日，白怡寧和同為90后的學姐梁嘉麗走進甘肅省紅十字會，成為甘肅省在校大學生志愿登記無償捐獻遺體的第2、3名志愿者。
無獨有偶。網絡上，“90后好友相約為自己購買聯排墓地”引發熱議，“90后立遺囑”也毫無懸念成為2019年度熱門話題，awsl(啊，我死了)更是成為B站(嗶哩嗶哩，年輕人網上文化社區)評選出來的“年度彈幕”。
有兩組數據從側面反映出年輕人對待生死的態度。
2019年7月2日，國內首個器官捐獻登記網站“施予受”登記人次突破100萬，登記志愿者中90后占比超過53%。
中華遺囑庫發布的《2019中華遺囑庫白皮書》同樣顯示，中國內地立遺囑人群年齡趨向年輕化，截至2019年10月，全國90后立遺囑人數為246人，年齡最小的只有18歲。
不諱生死
不諱生死，是當代青年展現出來的生命態度。
作為當年甘肅省年齡最小的遺體捐贈志愿者，白怡寧坦言，自己就是被這樣的精神所感召，作出“人生中第一個鄭重承諾”。
在正式簽署遺體捐獻協議之前，白怡寧已經在甘肅省無償捐獻遺體器官志愿服務隊做了整整一年的志愿者，為市民講解捐獻遺體器官的相關知識和法律法規，回訪登記志愿者家庭，就連火葬場也成為這名90后隔三差五需要前往的地方。
在服務隊里，白怡寧見證了許多感動的瞬間。有化療成功的癌癥病人，用5年時間說服家人捐贈遺體；也有雙雙簽字捐贈的伉儷，要求將名字并排刻在紀念碑上。
“就像游戲里打怪升級一樣”，白怡寧說，伴隨自己對死亡的深入了解，原本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逐漸瓦解，她也樂意用行動去帶動身邊更多的人。
不同于白怡寧在志愿服務中的長期接觸，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大四學生余愫是因為4年前母親突發心肌炎離世，才開始頻繁思考關于死亡的問題。
很長一段時間，余愫都不能接受媽媽的死亡。整個人處于一種類似抑郁的狀態，一方面希望在醫學知識中尋找“真相”，另一方面又覺得努力學習沒有什么意義。面對父親又找了一個伴的事實，她更是十分失望。
此時，一張心理評估表的解讀讓余愫開始理解同樣遭受劇痛的父親。“‘青年喪親’‘老年喪子’和‘中年喪偶’對人的心理傷害是最大的，而男性的情緒表達相對女性較少”。
為了尋求更多答案，余愫從基礎醫學轉到了臨床醫學專業。“希望在實驗室和患者病歷那里獲取科研思路，從跟人交往中得來人文性的思考”。
余愫還主動參與了一些臨終關懷志愿服務，并在校園發起類似志愿社團，希望在為患者提供服務的同時，幫助自己以及更多醫學生成長。
直面生死
觸碰、了解、接受，是90后正確認識生死的前提，消除恐懼后，他們開始作出更多未雨綢繆的選擇。
甘肅省紅十字會工作人員高霄華發現，不再忌諱死亡之后，年輕人反而更加懂得尊重生命，選擇去追求一種有益于身心的生活方式。
購買保健品、保險，是90后正視疾病、災難，甚至死亡風險的“訊號”。
據速途研究院發布的《“90后”養生報告》顯示，國內長時間使用保健品的90后占比21.9%，有接近一半的90后偶爾會使用保健品，而排斥保健品的90后群體只占3.9%。
國內互聯網保險第三方平臺慧擇網出爐的《90后保險大數據報告》顯示，“90后平均持有4張保單，并且自主篩選能力強，購買決策比80后平均快3.6天，特別是二三線區域90后保民增長速度迅猛。”
而買墓地、立遺囑、捐遺體，也不再是出于焦慮抑或是想要引發關注，相反，90后希望借助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給自己一個合法的保障、理智的選擇。
在接觸過一位年輕的委托人后，中華遺囑庫公益推廣部主任陳瑾認為，訂立遺囑是對自己對家人負責的行為，無關年齡，甚至表明現在的90后對于生死，顯得更從容、更理性。
“前不久，在上海訂立遺囑的90后女護士認為，獨生子女父母在精神方面的養老需求在增強。這恰恰與很多調查結果不謀而合。”陳瑾表示，實際到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的年輕人，一般都有比較成熟的想法。
甘肅蘭州，一個名為牛瑋棟的90后就用自己的身體余輝點亮了別人的生命，詮釋了愛的傳承。
自14歲起，患有神經性纖維瘤、神經性纖維毛不動癥、腦積水等疾病的牛瑋棟就一直承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病痛折磨。
一次偶然的機會，牛瑋棟接觸到了器官(遺體)捐獻，這個一直想為世界留下些什么的小伙子動了心。2018年5月上旬，他委托家人登記捐獻器官遺體，并與甘肅省無償捐獻遺體器官志愿服務隊“結緣”。
不止一次的交談中，牛瑋棟告訴前來探望的志愿者，他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想在自己生命走到盡頭的那一天把能用的器官捐獻給有需要的人，把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做研究，不要讓以后的人再像他這樣痛苦。2018年11月24日，牛瑋棟的病情突然惡化，最終因病情嚴重回天乏術。深明大義的家屬強忍悲痛，幫助他實現了生前捐獻遺體和器官的愿望。
超越生死
“相對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年輕人的優點是對死亡議題基本沒有忌諱。”上海第一家致力于臨終關懷和死亡教育的非營利機構“手牽手生命關愛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手牽手”)負責人黃衛平觀察到，在死亡藝術節、死亡咖啡館、讀書會等項目中，90后、00后更愿意敞開心扉與大家暢談，對遺囑、喪葬等問題也有不少浪漫的、個性化的想象。
然而，在10余年推廣死亡教育的經歷中，黃衛平發現，有的大學有生命教育的大綱，但不知道具體怎么開設選修課；有的老師寫了關于死亡教育的論文，但僅僅停留于論文。西方人也怕談死亡，直到2011年，暢談死亡議題的“死亡咖啡館”活動才第一次在英國從多年設想變成現實，并逐漸在全球推廣開來。
“因為死亡太大了，它涵蓋了一切。所以年輕人面對死亡的想法，多是籠統、抽象的，對于日后如何與父母告別，怎樣面對臨終者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年代親人的不同觀念等具體問題仍然存在困惑。”黃衛平說。
“經歷死亡”或許是化解問題的方式之一。2016年，抱著“體驗是最好的學習”“不給答案，只幫助思考”的理念，黃衛平在上海開辦了一家“死亡體驗館”，設計了以12人為一組、時長2到3小時的心理游戲，參與者在12個關卡以探討、辯論、投票等方式決出“死亡”者，每輪游戲都涉及情緒的沖擊與價值的重估。
來體驗“死亡”的人形形色色。有不少人在遭遇親友離世、患重病、離婚、失戀、辭職等變故時前來，結束時完成了一次心靈安放。也有情侶、夫妻、母子、同事一同前來，兒子借此機會向母親出柜［告知父母自己的性取向是同性戀(非異性戀)］；情侶發現彼此價值觀差異巨大而分手；公司領導高興而來、沮喪而歸；還有少部分人把體驗館當成鬼屋，或者路過時隨意進來，結果覺得莫名其妙……
但令人欣慰的是，從開館到閉館的3年里，前后7000多位來訪者中，50%的人在層層遞進的交互和思考過程中，完成死亡探索，挑戰了社會普遍的“樂生惡死”價值觀。
此外，也有越來越多的90后嘗試去做一些與生死相關的志愿活動，以期“超越死亡”。在“手牽手”最新的一批志愿者中，90后占到六成；而甘肅登記在案的遺體器官捐獻者也從2014年79人壯大至2019年11619人，其中不乏90后的身影。
而對于那些已經對身后事做出“合理安排”的年輕人，中華遺囑庫公益推廣部主任陳瑾則表示，遺囑是一份可以隨時更改的法律文書，容許年輕人在思想以及個人經歷上有成長，對自己之前不成熟的想法進行修改。
本報蘭州1月16日電
見習記者 王豪 魏其濛 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