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很麻煩，要求人們在收到快遞后不再將快遞袋一扔了之，而是在規定時間內歸還，歸還早了有獎勵，若還晚了還需要付費，如果請人上門收也可以，但一樣需要付費。
這個想法直擊的是我國蓬勃發展的電商業和快遞業所帶來的副作用——難以估量且壽命只有一次的快遞垃圾袋。
項目的解決思路是設計出可以重復使用30次以上的循環小藍袋和方便居民歸還的小藍桶，通過增加快遞袋使用頻率，達到減少垃圾的目的。雖然大多數人能理解這是為了環保，但落實到日常中是人們需要改變習慣并且多掏錢，普遍認可度并不高。還有人直接在知乎上質疑該項目：用公益圈錢。
“大家認可環保，然而一旦需要付出一些東西，無論是時間還是金錢，多數人都會猶豫。”項目創始人王曦說。她很“擰巴”，一面是環保主義者，想要通過項目吸引更多人參與環保；一面是CEO，不斷地算著支撐企業運營的經濟賬。
這位清華大學畢業的姑娘不斷迭代方案降低用戶參與門檻，挨個說服電商、快遞企業、用戶關注垃圾危害，還深入行業，體驗打包員、分揀員、快遞員各個職業，從而搭建其整個循環體系。
沒有KPI，她竟然對垃圾最感興趣
王曦瘦瘦高高，戴著一副眼鏡，笑起來眼睛像月牙兒。
1986年出生的她從小就是典型的好學生，成績總拿第一，并順利地考上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時又到了美國喬治城大學。留學期間，她成為央視大型紀錄片《創新之路》的特邀海外研究員。
硅谷的創新氛圍和創業者的思維帶給這位好學生強烈的沖擊：扎克伯格創辦Facebook的初衷是滿足人們的交流需要，布萊恩·切斯基創辦Airbnb是因為租不到想要的房子，尼克·伍德曼創辦GoPro是想記錄自己的沖浪瞬間。
這些人首先考慮的不是賺錢，而是解決痛點。這讓王曦自問：“在沒有嚴格KPI的考核下，我會對什么有好奇心？”
答案竟然是——垃圾。
在家鄉哈爾濱，小時候的王曦每當看見收垃圾的大爺在打包塑料瓶子和紙箱，都要駐足觀察很久。上大學時，她還和拾荒者們一起到北京著名的垃圾集散地東小口研究垃圾的源頭和去向。
王曦的成長伴隨著中國電商業和快遞業蓬勃發展，她尤為注意快遞垃圾。這是增長速度最快，也是最易被忽略的垃圾來源。
2019年12月16日10時58分，中國快遞業2019年第600億件快件誕生，中國的快遞業務量規模連續5年穩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快遞包裹市場的一半以上。
“剁手黨”習慣了拆開快遞拿出心儀的物品，然后將快遞袋隨手一扔。鮮有人注意到，每一個快遞至少有一個包裝，當快遞小哥遞到用戶手中意味著快遞袋使命完成，以塑料、紙箱為主的快遞包裝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垃圾。
《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2018)》顯示，2017年全行業使用了110.5億個包裝袋、8億條中轉用塑料袋、48億個封套、4億卷(91米/卷)快遞膠帶、不超過12億個包裝箱。
然而，快遞包裝垃圾回收成本高、利潤低。央視財經頻道報道顯示，目前我國快遞包裝垃圾總體回收率不足20%，其中紙盒回收率不到一半，塑料袋和填充物等回收率幾乎為0。與此同時，國內多個垃圾場發出了提前滿了的訊號。
除了數據，王曦身邊的人也因為一些環境問題生病。她成了一名環保主義者，盡量不點外賣，不網購，在餐廳用餐會主動要求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想要改變環境現狀，一個人的行動是遠遠不夠的。創業，找出一種解決方案，這才是改變更多人的方式。
2016年6月，王曦創辦了VLOOP蔚路循環。
多次碰壁推出“小藍袋”
想治理快遞垃圾，讓人們放棄網購是因噎廢食的做法。大部分人會說：讓電商平臺、快遞企業、垃圾回收公司等各方承擔起社會責任。
但是，當王曦做過打包員、干過分揀員、應聘過快遞員之后，發現這些方法處處碰壁。
比如，能否讓快遞企業或電商平臺直接回收快遞袋，提高快遞價格？
王曦做過市場調查，一個普通快遞袋的批發價是8分錢，一個環保袋的價格是5毛錢，這種高額價差是很多企業不能承擔的成本。
有打包員向王曦展示雙手，劣質快遞袋和巨大的打包量在手上留下了紅紅的印記，打包員十分清楚每天經手大量劣質快遞袋將會帶來極大的環境危害。但若讓他成為第一個吃螃蟹使用環保快遞袋的人，在實際的經濟考慮后他并沒有這個底氣。
能否讓電商平臺或賣家使用可降解快遞袋？事實上，“可降解”并不是扔掉袋子后無需任何措施，即可安全無毒地回歸大自然。只有在嚴格的高溫高濕條件下，降解才可能實現。這種方式還需要用戶把可降解袋單獨分出來，再由清運車隊挨家挨戶統一收集，城市中需要建設滿足高溫高濕降解條件的堆肥廠。這三項將大幅提高環保成本，且任何一項缺失都會導致環保目標無法實現。
這些能想到的“藥方”并不能“治病”，且不論一家初創企業還不具備與高高在上的電商平臺、數以千萬計的賣家、客單量爆棚的快遞企業的對話能力。
基于此，王曦想到了循環快遞袋，可以循環30-50次，通過使用頻率的上升來減少快遞垃圾量。因為它有著潔凈海水一般的藍色，所以大家稱呼它為“小藍袋”。
從“小藍袋”出生那一刻起，就嚴格遵循環保3R(源頭減量、重復使用、循環再用)原則。結構設計上，與現行快遞袋的打包方式類似，不影響賣家打包效率，但又便于消費者拆包。廢棄的“小藍袋”可以作為可回收物回收再用。
要環保要方便也要受到約束
“小藍袋”的首次亮相是“付費+用戶主動歸還”模式。
使用方式類似共享單車，第一次使用“小藍袋”的消費者，需要繳納押金9.99元，并在每次歸還時繳納0.5元的使用費。這意味著，當用戶收到裝在“小藍袋”里的快遞時，拿出物品后不但需要將小藍袋歸還到特定的循環桶里，還需支付5毛錢。
一種新產品以不討好用戶，反而給用戶增添麻煩、增加開銷的方式出現在市場上，即便是為了環保，用戶的態度也可想而知。
2018年的“雙11”，“小藍袋”在浙江的5所大學初試水。王曦和團隊在大學校園的快遞站蹲點觀察了兩個月，找出了大學生使用比較多的店鋪賣家，再一家又一家說服賣家挑出來寄往這幾所高校的快遞，使用“小藍袋”；和校方溝通后多次在校園里宣講，讓學生理解“小藍袋”的環保邏輯。此外，為了提升歸還率還用了最常見的“紅包”獎勵，只要歸還一次“小藍袋”，就可以隨機抽一次0.1元-99元的紅包。
電商賣家最初很不認可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有的賣家聽說要改系統，話都不讓說完，扭頭就走。有些商家給了她說話的機會，可在聽見需要將普通快遞和由環保袋包裝的快遞分別放好、發出時，立馬變臉，推搡著將她趕了出去。
經過不斷的溝通，一些發貨量巨大的金冠店鋪愿意嘗鮮；快遞驛站的老板表示無條件支持她的行動，還把驛站最好的位置讓給了他們的循環桶；一些大學生給他發短信，說愿意幫助她推廣“小藍袋”。
結果是，在宣傳和推廣比較到位的大學校園里，小藍袋的回收率達到50%。這讓團隊驚喜，但也讓團隊擔憂，畢竟50%仍然達不到運營平衡的標準。
他們調整了“小藍袋”的方案，2.0版本為：用戶免費使用循環袋，3天內歸還有獎勵，但如果3天不歸還需要支付兩元。這是一個很“愣”的方案，用戶會理解為自己花兩元買了一個環保快遞袋。
這種方案很快被王曦否定了。一次，她的快遞放在豐巢超過了免費寄存時間，取貨時屏幕跳出提醒：“你是否愿意打賞1元？”因為她晚取了占用了公共資源，需要付費。
“我腦子里冒出的第一個想法是不交，少花一點是一點。”這給了她啟迪，她自己都不愿付費，可想而知，用戶更不喜歡2.0版本里被懲罰的方式。如果沒有約束，從人性的角度考慮大家一定會選擇方便、少付錢的方式。
如今，“小藍袋”的3.0版本把歸還時長拉長至7天，7天內歸還仍然有獎勵，7天后需要繳納每天1毛錢的滯納金，直到兩元為止。這種方式在保證運營平衡的前提下，較之前的1.0版本的消費者負全責方案，2.0版本的不做環保被懲罰方案相比，更為溫和和易于接受。
即便如此，還有很多人直接抗議：“我都環保了，還讓我付錢？你們應該想出更方便的模式！”
王曦用外賣小哥的例子提醒他：“外賣小哥送食物你要支付送餐費，快遞小哥回收垃圾袋需要上門回收，或是送貨時取走之前留下的‘小藍袋’，再統一整理、打包，這些都是為了方便而多出來的工作，也就是方便的成本，同樣需要支付費用。”
為什么如此執著收費？“創業必須算經濟賬，‘小藍袋’的循環邏輯是建立在循環次數達標的基礎上的，如果達不到，公司將會虧損。”王曦表示，不少創業項目有一種邏輯，先用高額補貼讓用戶養成習慣，再通過壟斷賺錢。但對于循環垃圾袋來說，無論怎么補貼，主動歸還垃圾袋比原先扔掉的方式麻煩，這必須讓用戶從心底達成環保共識。
這正是王曦“擰巴”的地方，作為環保主義者，她要考慮達到環保效果，作為CEO，她要考慮公司運營，“我再降低，‘小藍袋’的成本也還是有的，如果還不回來就是往外一筆一筆地扔錢。”
雙重身份下，她的頭上始終懸著一把劍——得先活下來。
應用將面臨更廣泛的實驗
剛創業時，王曦曾被一家公司騙了4.5萬元。當她上門要錢時發現，當時騙她的銷售已經離職了，老板態度強硬并不退錢。
王曦說：“我是做環保的，要解決一次性塑料污染問題。做環保很難，4.5萬元意味著，我們可以再推進一個月。”
老板愣了一下，然后陷入了沉默，再說話時溫和了很多。他說：“我的太太看起來很健康，但懷孕總是流產，醫生查不出具體原因，只說可能和環境污染有關。”
然后，老板把錢還給了王曦，算作是支持環保事業。
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像那位老板一樣感同身受。有人勸說她上綜藝推廣項目，還推薦她和商界大佬對話，她很謹慎。她有信心去說服任何一個質疑者，也不怕再去調整項目，只是擔心不當的曝光會讓別人對環保產生錯誤的認知。
有員工評價王曦，并不是抗拒所有不環保的行為，而是在追求一種環保經濟。面對質疑，她曾在杭州街頭痛哭。
王曦說：“我希望全社會能達成盡快解決快遞垃圾的共識。”
如今，VLOOP蔚路循環剛剛搬家到浙江紹興，成為這座無廢城市的推廣項目之一，從2020年開始在紹興800多個小區內推廣。“小藍袋”的應用將面臨更廣泛的實驗，這將是更大的考驗。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陳璐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