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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我們不必告訴美國選擇哪條路會更好，但我們必須告誡美國選擇哪條路會更壞。
最近總在朋友圈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觀點，比如中美經貿關系緊密、中美金融貿易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美之間肯定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中美之間是否必有一戰(zhàn)這個本文不去探討，本人就單講經貿往來密切是否可以阻止戰(zhàn)爭這一個命題。
俗話說溫故而知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關于經貿往來的密切程度是否可以阻止戰(zhàn)爭這件事，從歷史留給我們的經驗來看，并不怎么靠譜。事實上，歷史反復證明，經貿關系再緊密，戰(zhàn)爭該來的時候一樣會來。
1922年4月26日蘇德簽署了著名的《拉巴洛條約》，雙方展開廣泛而深入的經貿往來，即便反蘇的希特拉上臺之后，雙方經貿往來依然空前頻繁和繁榮，大有同氣連理之態(tài)勢。同時早在1923年-1928年期間，美國就給了德國約200億馬克的貸款，以協(xié)助戰(zhàn)后的德國實行工業(yè)復興計劃，同時美國也是德國在二戰(zhàn)之前的最大貿易伙伴國，而英國則是一戰(zhàn)前德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國。但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因此無論經貿關系再密切，都無法阻止戰(zhàn)爭爆發(fā)，歷史已經反復告誡過我們這一點。唯有敢戰(zhàn)方能止戰(zhàn)，唯有以斗爭求和平才能確保和平存續(xù)，世界文明生存博弈，仍是一座廣義的“黑暗森林”。
如果拋開道德和文明底線，單純從生存博弈的角度來衡量的話，經貿關系其實是效率最低的競爭手段，戰(zhàn)爭才是效率最高的競爭手段。舉個例子，兩家人要想爭個輸贏，效率最低的方式就是各自培養(yǎng)自己的孩子，十八年后在高考考場上一決勝負，這種一決勝負的方式就是和平年代唯一可行的競爭手段。
但除此之外，其實還有一種快速見效的競爭方式，想必血腥的多“兼并”對方家庭，這樣就能不戰(zhàn)而勝。在社會秩序完好的前提下，殺死對方小孩會導致自身承受死刑以及承擔民事賠償，所以投入大于收益，沒有人愿意這樣去做。但在社會秩序崩壞的情況下，殺死對方小孩被追責的可能性很低，甚至完全沒人管，那么所有人都會選擇效率最高的競爭手段。例如《讓子彈飛》里的鵝城時代，殺人就是效率極高的競爭手段，其他手段與殺人比起來都相形見絀。
與此同理，國家與國家之間到底是選擇戰(zhàn)爭還是經貿往來，主要看的是投資效率和收益比，換句話說，國家和國家之間唯有在戰(zhàn)爭收益小于經貿收益的時候才會選擇摒棄戰(zhàn)爭、頻繁貿易。而一旦經貿收益小于戰(zhàn)爭收益的時候，經貿就會迅速地被戰(zhàn)爭踢到一邊。
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日本和美國成為了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日本的汽車、鋼鐵、收音機、日用品、家電、軸承、工業(yè)材料在戰(zhàn)后西方工業(yè)的有意扶植下取得了快速的發(fā)展，不僅日本制造充斥著美國，就連在美國引以為豪的精密車床領域，日本也取得了相當多的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日本的GDP也一度逼近美國的60%。小小的彈丸島國，居然幾乎追平美國，全球輿論為之震驚，美國人也驚呼日本即將超越和買下整個美國。但事實上，美國對日本的制裁很快就到來了。
從1976年開始，美國當局就著名的“301條款”向日本施壓，同時美國駐日本軍事基地進入戰(zhàn)備狀態(tài)，美太平洋戰(zhàn)隊兩艘航母艦隊游弋在日本外海，炮艦外交姿態(tài)一目了然。這其中美國一共發(fā)起了1976年鋼鐵迂回輸出調查；1977年、1978年、1982年、1985年、1988年、1989年又分別發(fā)起了對日本皮革，煙草，非橡膠鞋類，香煙，柑橘類、機械、建筑、建筑服務，衛(wèi)星和木制品等產品的進口限制；1985年、1994年和1995年，還分別就日本的半導體市場，汽車零部件，配件市場和膠卷、相紙市場展開制裁行動。其中在1985年9月22日，紐約廣場飯店的會議室里，
新上任的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召集日、西德、法、英五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舉行會議，強迫日本方面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廣場協(xié)議》。此后，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進入了長達30年的緩慢衰退期。美國不僅利用金融手段打擊日本，還在實體制造業(yè)上對日本產業(yè)進行毀滅性打擊。
1986年10月，美國借口日本東芝向蘇聯(lián)出口精密車床為由向日本方面發(fā)難，實際上，日本東芝向蘇聯(lián)出口的車床只不過是常規(guī)車床，在日本出口之前英國、德國、法國甚至是美國自己也長期出口此類產品，從來沒有人過問什么。借口，永遠是借口。就像77事變時，日本借口自己士兵走失一樣，盡管在開戰(zhàn)之前，日本所謂走失的士兵就已經自己回營，但戰(zhàn)爭依然如期爆發(fā)。
在這種現實壓迫下，日本朝野瑟瑟發(fā)抖。1987年4月28日通產省向東京警視廳通報了有關情況。4月30日，東京警視廳（美國人在日本安插的蓋世太保組織）以涉嫌違反《外匯及外國貿易管理法》，強迫東芝公司花1億多日元在全美50多家報刊整版刊登“謝罪廣告”，日本法院還分別判處林隆二和谷村弘明10個月和1年的有期徒刑。日本當局希望這種妥協(xié)和讓步能換來美國的寬恕，但妥協(xié)和讓步換來的是徹底毀滅，美國議員隨后提出了制裁東芝一攬子的議案，包括對東芝進行150億美元罰款，對所有從東芝集團進口的商品加收100%的關稅，在美國市場上封殺東芝集團的一切商品5年，關閉東芝在美國的所有工廠，把東芝高管從美國永久趕走，再勒令東芝把之前在美國市場上賣出去的商品售后服務費用全部免除……
美日之間倒是沒有發(fā)生戰(zhàn)爭，只不過代價就是日本的全面投降。日本制造和日本金融神話早已破滅近30年。在簽署廣場協(xié)議以及本土制造業(y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之后，西方從輿論上給予了日本極大的照顧，繼續(xù)通過培養(yǎng)精日哈日寫手，鼓吹和粉飾所謂的“日本工匠精神”來遮掩尸臭。
文明的生存競爭就是這么殘酷，要么生存，要么毀滅，沒有撤退可言。誠然今天的中美之間貿易往來也很頻繁，美國在華投資也很多，中美在技術、貿易、投資以及金融領域都存在相當多的合作和共贏領域，但這些就足以避免熱沖突嗎？我看還是遠遠不夠的，中國應當做好以戰(zhàn)止戰(zhàn)的準備。對美國而言，當通過經貿手段可以競爭并壓制中國的時候，戰(zhàn)爭自然不會成為選項之一，可是當美國通過正常的競爭手段無法壓制中國的時候，戰(zhàn)爭似乎就成了霸權者們腦子里唯一的選項。
之前的無論是對華為的圍剿還是對中興的卡脖，無論是對TT的強搶還是對微信的威脅，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美國正在選擇放棄正常競爭手段的信號。山雨欲來風滿樓，基翁疾呼關禁窗。對美國這樣的資本寡頭社會而言，一切都只不過是一個成本計算問題，只要戰(zhàn)爭能帶來獲得利潤的可能性，那么戰(zhàn)爭的選項就從來不會被真正擱置。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這樣一段話：
“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
因此當前我們對美國下一步行動的預判不能局限在思考美國應該怎么做，而是要思考美國還能怎么做。在美國自身競爭力不斷下滑的今天，當美國通過正常市場競爭手段再也無法壓制中國的今天，美國的這種下滑和無力本身就在不斷累積戰(zhàn)爭風險。料敵從寬，預己從嚴，只有做好最壞的打算，才有可能避免最壞的結果。
在美方不斷把戰(zhàn)爭選項試圖擺上桌面的時候，中國如何避免戰(zhàn)爭呢？筆者認為，在經貿領域進行廣泛的讓利，或者通過傳統(tǒng)思路不斷對美國的要求進行妥協(xié)和退讓已經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無法解決核心本質問題，那就是投資和收益效率以及比例的問題。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只要美國覺得戰(zhàn)爭收益大于經貿收益，那么美國就會選擇戰(zhàn)爭，無論成本。因此中國唯有讓美國清醒的認識到：戰(zhàn)爭收益會極大低于經貿收益，甚至會是徹底的負收益，美國政客才有可能放棄戰(zhàn)爭選項。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讓美國政客相信經貿競爭會比戰(zhàn)爭手段更有利，畢竟事實就在這里擺著誰都不傻，但我們至少可以讓美國政客相信，戰(zhàn)爭手段會比經貿競爭更加不利、更加虧本、更加沒有效益。就像面臨持刀搶劫犯的時候，你肯定說服不了對方不搶你的錢，他反而會得到更多的錢和好處，所以想要避免被搶，你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對方知道你手里有槍，如果搶你就會丟掉小命。只有這樣，在權衡利弊之后，持刀搶劫犯才會放棄對你實施搶劫。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因此我們現在不必告訴美國選擇哪條路會更好，只需要告誡美國選擇哪條路會更壞就行了。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把我們的實力擺出來，自然就能以戰(zhàn)止戰(zhàn)，威震蓬特，多說無益，讓利也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