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倆都是二十一歲，可我們的差別有多大呀！他習慣于一種報時鐘似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兩點一線，從一間孤零零的房間到部里的一間無人知曉的辦公室；他把任何靠勞動謀生而辛辛苦苦攢下的那點讓人快活的錢，全都寄給了自己的母親；他因生了一晚的病而懊惱，因為第二天就上不了班了；他只有一個念頭、一件幸福的事，那就是關心他人的幸福，這是自他孩童時代起，自他能用雙手勞動時起就已經有了的！而我，我在這轉瞬即逝、寶貴如金、一去不回的時間里，都干了些什么？我是個男子漢嗎？我們倆人誰沒有白活？
我在此長篇大論地說了一通，其實一眼便能看個明白。我倆的目光剛剛碰到了一起，再沒分開。他跟我談到我的旅行和我們要去的那個國家。
“你們什么時候動身？”他問我。
‘俄不知道。皮爾遜太太身體不適，都臥床三天了。”
“三天了！”他不由自主地渾身一顫地重復道。
“是的。有什么讓您驚訝的？”
他站起身來，撲向我，雙臂前伸，兩眼發直。他渾身一陣可怕的寒戰，抖得很厲害。
“您不舒服？’俄握住他的手問道。但是，與此同時，他用手捂住了臉，眼淚不禁嘩嘩直流，他慢慢地拖沓著走向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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