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災是急性、烈性傳染病大規模流行所導致的災害。它既可以是病毒、細菌等微生物引起的原生災害，也可以是其他自然和人為災害誘發的次生災害。疫災直接危害人類生命與健康，是必須重視和應對的一個重要災害。
疫災流行影響人類文明進程
生老病死，人生之常。自有人類以來，疫病就如影相隨。在人類歷史的舞臺上，疫災作為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因子，從來沒有缺席過。一方面，疫災單獨發生或與其他災害疊加，對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產生巨大危害和破壞；另一方面，人類通過與疫災的抗爭并不斷戰勝疫災，推動預防醫學乃至整個社會的進步。
從中國歷史看，疫災流行對我國的人口、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疫災流行時，“死者太半”“死者什七八”“死者不可勝數”等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史不絕書。疫災之禍常不單行，多與水、旱、蝗、震、饑、兵等災結伴而行。影響最為巨大的，莫過于疫災與戰爭疊加形成的兵疫災害。《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兇年。”從周武王克商后的“遘厲虐疾”，到三國初曹操兵敗赤壁的大疫，從明末李自成農民軍在北京遭遇的大疫，到清代洪秀全太平軍在南京遭遇的大疫，都印證著“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的事實。毋庸諱言，周幽王時期關中的大旱疫加速了西周王朝的滅亡，明朝末年的旱蝗饑疫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國在先秦至清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2682年中，至少有224個兵疫交加之年，近三千年來，在北部農牧交錯帶、中部南北分界線、南部海陸交匯帶形成了三個兵疫災害密集帶。
疫災激發了中國預防醫學和疫病防控的進步。比如，東漢末年的傷寒大流行，催生了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明代小冰河期瘟疫的頻繁流行，造就了吳又可的《瘟疫論》；清晚期廣東地區的鼠疫大流行，成就了吳宣崇、羅汝蘭的《鼠疫約編》；清末東北地區的鼠疫大流行，促成了國家防疫機構的建立。如此等等。
中國近三千年來疫災流行規律
中華民族是個善于總結的民族。人們在不斷遭受疫災痛苦的同時，也不斷記錄著疫災以警示后人，形成了系統的疫災記錄，保存了長久的疫災序列，留下了豐富的疫災史料。經過20余年努力，我們廣泛搜羅正史、方志、實錄、檔案、文集、醫案、報紙、雜志、匯編等歷史文獻中的疫災史料，編纂出版了5卷本280余萬言的《中國三千年疫災史料匯編》(齊魯書社2019年版)。根據這些疫災史料，我們對中國近三千年疫災流行的時空規律進行了系列研究。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耕區人口稠密，疫災易于流行。從朝代分布看，先秦兩漢時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疫災高峰期；隋唐五代時期疫災相對稀少；北宋時期、南宋時期、元代、明代、清代、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疫災高峰期。從季節分布看，疫災主要在夏、秋季節流行，春季次之，冬季最少。總體來看，過去近三千年來，疫災流行的趨勢是越來越頻繁，先秦兩漢時期約20年一流行，魏晉南北朝約5年一流行，北宋時期約3年一流行。應該指出，由于疫災史料的“遠略近詳”，明清以來的疫災頻度有些偏高，但疫災史料詳略產生的誤差不改變“宋代至民國時期疫災越來越頻繁”的結論。
疫災具有密度依賴性和空間蔓延性，其空間分布既與人口密度密切相關，又與人口流動密切相關。歷史時期，中國疫災空間分布的總體特征有二：一是以愛輝騰沖線為界，東南半壁重于西北半壁；二是以秦嶺淮河線為界，南方地區重于北方地區。中國疫災空間分布的一般特點有五：一是人口稠密地區多于人口稀疏地區，疫災重災區域與人口稠密區域相吻合；二是交通沿線地區重于交通偏僻地區，疫災多發帶與交通干線相契合；三是城市地區重于鄉村地區，都城周邊地區為疫災高發區；四是自然疫源地區為疫災高發區，自然災害頻繁區也是疫災多發區；五是炎熱潮濕地區疫災多于寒冷干燥地區。中國疫災空間分布的變遷趨勢有三：一是疫災區域從黃河中下游地區向外逐漸擴展，疫災重心由北向南遷移；二是疫災區域拓展與區域土地開發基本同步，這是因為土地開發伴隨著人口遷移和流動；三是疫災流行強度隨人類干擾自然程度加深而加強，城市化程度與疫災流行強度呈正相關。
疫災本質上屬于生物災害，實質上也是生態災害；疫災流行，既是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的自然生態現象，也是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綜合起來，中國疫災時空規律的形成機理主要有四：其一，自然地理環境對疫災時空分異具有基礎性影響。受氣溫、降水、海拔等自然環境要素的影響，疫災流行傾向于低海拔地區、降水豐沛地區和氣候熱濕地區，而直接原因是這些地區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動性強。其二，自然與人為災害對疫災流行具有誘發作用。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疫災都是其他災害誘發的次生災害，旱疫、蝗疫、饑疫、兵疫是疫災最常見的疊加形式，尤其是疫災與戰爭，如影隨形。其三，氣候變遷趨勢影響疫災流行變遷趨勢。寒冷期疫災相對頻繁，溫暖期疫災相對稀少，魏晉南北朝寒冷期與明清小冰河期都處于疫災高峰期。其四，疫災流行與土地開發有關，人類開發土地的步伐邁到哪里，疫災就會跟隨到哪里，因此，我國內地省份疫災流行較早且多，邊疆省份疫災流行較晚且少。
歷史疫災研究的當代意義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病原體與人類同進化，疫災與人類相始終。即使到了今日，雖然許多古老疫病(如傷寒、天花、麻疹、白喉等)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出血熱、高致病性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新冠肺炎等)不斷出現，疫災流行的威脅并沒有徹底消除。不僅如此，隨著人類對自然干擾的深入和全球環境的變化，疫病傳播的速度、途徑、方式以及微生物的致病能力，也發生了許多新的復雜變化，甚至一些舊的傳染病(如肺結核、血吸蟲病、病毒性肝炎、惡性瘧疾等)還有死灰復燃之勢，防控疫病流行依然是當今社會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民族振興的重大任務。開展歷史疫災研究，揭示歷史疫災的流行規律，探索疫災的形成機理，對于當今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中國歷代十分重視疫災的救治，有“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之稱。在現代細胞生物學和醫學引入以前，中國古人由于沒有弄清疫災流行的真正原因，對疫情防控缺少有效方法，故而每當大疫之時，人心惶惶，謠諑紛飛，對社會穩定造成極大的沖擊。開展歷史疫災研究，總結歷史疫災的應對經驗，剖析歷史疫災的社會危害，對于增強民眾的疫災防范意識，強化政府的疫災防控能力，維護疫災沖擊下的社會穩定，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以及所研究的問題的復雜化和綜合化，融合多學科研究手段與方法已成為當前科學研究的新趨勢。因此，開展歷史疫災研究，追溯歷史疫災的時間過程，探究歷史疫災的空間分布，分析歷史疫災的社會影響，對于拓寬歷史學的空間視野，拓展地理學的時間尺度，拓新災害學的研究領域，對于促進歷史學、地理學和災害學的交叉融合，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作者：龔勝生，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古代傳染病流行地理規律與歷史影響的綜合研究”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