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同戰爭，讓人的經驗變得貧乏；人的行為因為重復而喪失真切；人的情感光譜一邊變得赤白，一邊變得赤紅；語言的現象與本質失去了原本普遍的黏著力，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它沒有戰爭對語言的毀滅來得徹底。因此，描述瘟疫之外的經驗在這個時期猶如站在道德針尖上的天使，左顧右盼又不得不為之。
按照原計劃，來葡萄牙兩周是為了給這邊的學生做一個講座，再完成伊比利亞半島的穆斯林城市之旅，沒想到，這兩周最后變成了一次完整的病毒隔離期。更沒想到，它更像是一次對自己溫州籍貫的曲線脫離(脫溫者？)，而這次成為重疫區的溫州讓“溫州人的猶太化”又多了一層新的含義。
“鼠疫奪走了所有人談情說愛甚至交友的能力。因為愛情要求些許未來的曙光，而對我們來說，只存在當下的瞬間。”加繆時而含情脈脈的敘述把瘟疫襯托得異常殘酷，你有時候甚至想揪著他的領口質問，你為什么不向瘟疫和人禍直接表達憤怒，為什么還要在這個時刻展現對人在時空中的本質的思考，仿佛憤怒是唯一正當化的情緒。
我是先到的里斯本，原計劃在這里逗留一天，然后去科英布拉大學講課。這是我第五次來里斯本，這座層巒疊嶂的城市展現出的紅瓦白墻、條紋石子路和大海從未讓旅客失望。我在里斯本看了兩個展覽，一個是熱羅尼莫斯修道院的臨時展，關于“盧西塔尼亞的宗教”，展覽入口放置著考古學家在葡萄牙挖掘出的拉丁文銘文，記錄的是一個行省的祭司(Lucius Cornelius Bocchus)，同時也是奧古斯都第八軍團的長官。他在羅馬時期的里斯本(Olisipo)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被里斯本這座城市授予榮譽。
哲學化是在異常時期對人類智識和語言的保存。《佩雷拉的證詞》的作者，旅居葡萄牙的意大利作家塔布齊安東尼奧·塔布齊(Antonio Tabucchi)言簡意賅地解釋了佩索阿的“不安”，意大利文叫incapacità verso la vita(對生活的無能)，是生活無數次的“萬萬沒想到”引起的焦慮。加繆是對的，如果人的行為和情感沒有一絲對未來的期待，那么在瘟疫時期，當下意味著無數次地重復無意義，無數次地體驗對生活的無能。
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圣安東尼的誘惑》藏在里斯本的古典藝術博物館，以博斯一如既往的強烈風格展現了亞歷山大的阿塔納修的《圣安東尼的一生》，地獄里的小鬼和惡魔是這位沙漠中的教父一生面對的諸多誘惑，安東尼的垂死、錯愕、彷徨的表情都是北非修道院主義興起的前奏(此刻我腦子里響起的是馬斯奈的《泰伊思》)。
我們在面對瘟疫時期的圖像時，再一次地遭遇了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所觸及的問題：圖像自身無法給出答案，對圖像的解讀需要語境。圖像讓我們遭遇了怎樣的倫理困境？非疫區的人如何表達正在疫區受難的人的同情？實際上，我們在表達自己同情的同時，也宣告了我們的無能。
在去Santa Apolónia火車站的路上，路過薩拉馬戈基金會，里面有一張薩拉馬戈、桑塔格和布魯姆的合影，桑塔格逝世于2004年，薩拉馬戈2010年，布魯姆2019年，早上醒來又驚聞喬治·史坦納 (George Steiner)去世，在我喜歡的歐洲文化巨擘一一離世后，留下的是更安靜的文本世界。
經驗的貧乏導致我們想象力的貧乏。在和平時期，飽受思念之苦的人可以想象愛人在遠方做些什么，可以交流各自吃到的美食，看過的電影和戲劇，也可以想象他或她在超市購物挑選心儀物品時的景象。瘟疫時期我們漸漸喪失了對遠方愛人行為的想象力，進一步喪失了戀人臉龐的影像，甚至是過往和未來，因為過往對當下一無是處，未來被堵塞在當下。
從里斯本到科英布拉的火車上，我遇到一位自稱從德國“逃亡”到葡萄牙的中國人。他擁有葡萄牙簽證，但在高收入的德國打工，后因簽證過期申請德國難民證，難民證過期被發現又遣返回葡萄牙，現在他又千方百計想通過私家車返回德國。我們同路了九分鐘，下車前他感嘆了一句：四十歲了一無所有，到處逃亡，人生怎么這么難！
早年讀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時，感到人類的文明是何等脆弱，制度、道德、文化、交往等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它，可在例外狀態到來之際，它不堪一擊的脆弱讓人對這自欺欺人的文明的本質感到羞恥，抑或假裝錯愕，因為我們知道，例外即本質。
二姐在科英布拉讀文學博士，所以我也跟著她讀了許多葡語文學，包括巴西文學和非洲葡語文學。在幾個月前定下這次行程時，二姐的導師便邀請我去他家晚餐(我們曾在羅馬見過面)。疫情暴發后，我們一再試探他是否取消這次晚餐。老頭子十分執拗，說自己還懼怕流感病毒？于是我們在蟶子飯、牛油果、釋迦泥沙拉和波特酒之間，討論了奧爾巴赫(Eric Auerbach)的伊斯坦布爾之旅以及世紀末的維也納，今晚，他還要開車帶我們去海邊吃他最喜愛的名菜——血鰻。
沒有什么敘事風格天然適用于瘟疫，無論如何，它都是我們經驗之外的經驗，我們能做的，是不要讓瘟疫侵入我們的精神世界，不要喪失我們的語言，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在瘟疫過后，重建之時，引起精神上的慌亂。
▌郭逸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