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竇娥冤》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戲曲家關漢卿的代表作，位列我國十大悲劇之首；演藝界亦尊為藝術經典，多種劇種一直反復移植演出；研究者也一直對它懷有很濃的興趣，幾百年來長盛不衰，僅新時期就有200多篇論文；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之前我們解讀《竇娥冤》悲劇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黑暗、官吏的貪贓枉法、地痞流氓的猖狂和封建禮教的束縛等。近年來，人們討論《竇娥冤》的證據和法理問題，并引發了一些爭論。大家普遍認為，當時的審訊方式和沒有強有力的自然科學技術、實證科學研究傳統與職業傳統的支持，悲劇是必然的；也有人認為，對于借助鬼神來作為裁判的依據，喪失了法律的獨立性。但是，無論是法學家還是文學史家，在研究《竇娥冤》時，都忽略了一個重要人物蔡婆，把她作為弱者看待而深深地同情她。實際上，蔡婆才是這個悲劇的起因。
我們知道《竇娥冤》的第一個也是很關鍵的焦點是高利貸。楔子里說：“這里一個竇秀才，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得還我。他有一個女兒，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個媳婦，就準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顯然劇作家也是將蔡婆放高利貸作為故事的起因。竇天章因為不愿錯過三年一次的科舉，不得已借蔡婆的高利貸；又因為還不上蔡婆的高利貸，才忍痛將女兒賣給蔡婆八歲的兒子作童養媳，所以才有后來的悲劇發生。
元代放高利貸是合法的，放貸者里有商人、軍官等個人，也有書院、寺觀等集體。由于利益誘人，所以放高利貸的風氣很普遍。但元代高利貸的利息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元英宗時代修訂的《大元通制》以及《明史·刑法志》上明確指出：“舉貸于民者，取與俱罪之。諸稱貸錢谷，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息，有輒取贏于人，或轉換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馬財產，奪人子女以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償多取之息，其本息沒官。諸典質，不設正庫，不立信帖，違例取息者，禁之。”一本一息就是按借款金額的10%支付利息。但是我們看蔡婆的利息，是百分之二百，借二十兩，要還四十兩，這樣的放貸明顯違法。而且看上竇天章的女兒，提出作為交換要竇娥作童養媳，屬于奪人女兒，連竇天章自己也說好似賣女兒一般。按照法律規定，罪上加罪，應該嚴懲。
不僅如此，蔡婆在道德上也有明顯問題：當竇娥心疼她違心承認下毒以后，她采取默認態度，一言不發，和竇娥“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罷”形成鮮明對比。輕易代竇娥答應張驢兒父子的婚事，說什么喜事沖沖的，而和張驢兒父親廝混在一起。當蔡婆出現懷孕征兆的時候，如打嘔、想吃羊肚湯等，客觀上刺激了張驢兒，也給張驢兒提供了下毒的機會，所以蔡婆在法律上有罪，道德上有明顯過錯。
梼杌太守貪污受賄、嚴刑逼供，是案件的裁定者，也是悲劇的直接制造者。張驢兒父子為非作歹、搶劫投毒，也是悲劇的參與者和制造者。梼杌太守接受張驢兒的賄賂，貪贓枉法，內外勾結，固然在程序上、法理上有值得指責的地方，在證據上的處理也明顯違法。
《元史·刑法志》說：“諸有毒之藥，非醫人輒相賣買，致傷人命者，買者賣者皆處死。不曾傷人者，各杖六十七，仍追至元鈔一百兩，與告人充賞。不通醫術，制合偽藥，于市井貸賣者，禁之。”作為毒死張驢兒父親的毒藥是哪里來的？按照元代的法律，需要搞清楚，致死人命，應該買者賣者皆處死，但是梼杌太守完全不問毒藥的來源，直接判處竇娥死刑，明顯貪贓枉法。
我國從西周開始實行秋決制度，但元代沒有這樣的講究，而是規定及時處決，直到后期才規定需要有司推問。《新元史·刑法志》說：“憲宗時，世祖在潛邸。駐蹕桓、撫二州，燕京斷事官伊啰斡齊與布智兒等，一日殺二十八人……及即位，頒建元詔書內一款：凡犯罪至死者，如府州審問獄成，便行處斷，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牘繁冗，須臾斷決，萬一差誤，人命至重，悔將何及。膚實哀之。今后凡有死刑，仰所在有司推問得實，具情事始末及斷定招款，申宣撫司再行審復無疑，呈中書省奏聞，待報處決。中統四年，中書省奏準條畫：鞠、勘罪囚，仰達魯花赤、管民官一同研問，不得轉委通事、必阇赤人等推勘……”由此可以看出，元代處決犯人并沒有時間規定，所以六月處決符合法律。
竇娥臨死前發了三樁愿：“要一領凈席，等我竇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練，掛在旗槍上。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者。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竇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竇娥尸首。我竇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后，著這楚州亢旱三年。”結果顯示，竇娥的這三樁誓愿都應驗了。這三樁誓愿有一定的邏輯關系，也是古代人們表達冤枉時習見的方式。和竇天章斷案苦于沒有證據時鬼魂登場一樣，利用不可能出現的現象虛構，一方面是中國古代承認鬼神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古代天罰神斷傳統的延續，所以在當時沒有什么瑕疵。戲劇的題目叫作《感天動地竇娥冤》，中國人信奉天人感應，認為人世間的事都會在天象上表示出來，竇娥冤感天六月里飛雪，動地楚州三年不下雨，正好和題目切合。感天動地實際上是對梼杌太守和整個楚州的懲罰。之所以用白色，因為殷商以來，白色就表示莊重、嚴肅和純潔。
中國的詩歌、戲劇、小說的悲劇在末了往往出人意料地體現出美好的結局，譬如《孔雀東南飛》之化鳥，《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化蝶等，成為中國文學的特色。
(作者：孫娟，系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