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娛樂訊 2月10日，第92屆奧斯卡頒獎禮在洛杉磯落下帷幕，韓國電影《寄生蟲》攬括四項大獎，成為了本屆奧斯卡的最大贏家。獲得六項大獎提名，并最終將四項大獎收入囊中，《寄生蟲》不僅成為了韓國電影史的奇跡，也改寫了亞洲的“沖奧史”，導演奉俊昊成為當前神話級的導演，韓國網友更封他為心中“第五大國寶”。除了輿論的熱議，韓國電視臺KBS也特別推出了一檔節目來聊《寄生蟲》好萊塢登陸記，細數《寄生蟲》和奉俊昊導演的沖奧之路。
世界級獎項鋪就奧斯卡四冠之路
節目回顧了《寄生蟲》一路在海外影壇的表現，能成為本屆奧斯卡四冠王，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從獲得第72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開始，《寄生蟲》已經獲得了多個海外電影的獎項。
2020年1月，《寄生蟲》開啟了在美國的獲獎之旅。在奧斯卡的前哨--金球獎上，《寄生蟲》拿到三項提名，最終獲得最佳外語片獎，這也是韓國電影史上第一次獲得金球獎。而接下來，在美國演員工會獎、編劇工會獎等頒獎禮中，《寄生蟲》接連奪得獎項，彰顯它在業界獲得的認可。
總計兩百多個海外電影獎項，每個都為《寄生蟲》的奧斯卡之路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在節目的采訪中，可以看到，對《寄生蟲》的各位演員來說，更有意義的是，布拉德·皮特這樣曾經只能艷羨的明星如今成為了同一屆奧斯卡的競爭對手。
《寄生蟲》北美發行公司代表Tom Quinn也激動的表示，有很多韓國人出現在了奧斯卡的合照中已是歷史性的瞬間。
韓國人演繹資本主義共通故事
除了獲得無數專業人士的好評，在世界范圍內的超高票房也表明，《寄生蟲》也獲得了眾多觀眾的喜愛。在全世界40多個國家上映的《寄生蟲》去年創下了1500億韓元（約人民幣8.84億）的票房。上映100天后，《寄生蟲》在北美的票房已達377億韓元（約人民幣2.22億），創下了韓國電影在北美地區的最高記錄。在沉重的韓日關系中，《寄生蟲》在日本的表現也不俗。2020年1月10日，《寄生蟲》在日本上映，至今也已有100萬的觀影人數，日本導演阪本順治更是評價它是一部讓人跪拜的電影。在美國代表性的電影評論網站爛番茄上，超過75%就可以評為成功之作，而《寄生蟲》獲得了99%的好評。這其中獲得好評的最大理由是影片的主題。
正如奉俊昊在金球獎獲獎時所言“字幕、標題的壁壘也不是壁壘，如果越過這一英寸左右的壁壘，大家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電影。”也正像成為電影中主角把價格昂貴的韓牛放入價格低廉的拉面里一樣，《寄生蟲》所表達的正是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而這一問題不僅是在韓國，也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會出現的現象。爛番茄的主編Joel Meares談到《寄生蟲》時表示：“過去十年間，貧富差距的增加成為主要的社會問題。即使有人們難以理解的文化差異，這個主題（貧富差距）也能讓人立刻理解。”一名身著《寄生蟲》主題t恤的觀眾在采訪時也表示“電影講述的是非常特殊的韓國社會，又很好地拍出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全世界共通的資本主義故事，讓《寄生蟲》獲得了世界范圍的通行證。
喜劇外殼諷刺內核的奉俊昊式故事
KBS的節目進一步分析電影的成功，除了選用世界范圍有共通性的話題--貧富差距作為影片主題，《寄生蟲》用喜劇外殼包裹社會諷刺意味的表現方式也讓影片更具全球吸引力，這也正是奉俊昊的一貫故事敘述風格。
在第二部作品《殺人回憶》中，奉俊昊式這種敘事風格已然形成，無論是從主體意識還是完成度，《殺人回憶》與《寄生蟲》都很相似。《殺人回憶》在上映時也獲得了超過500萬的觀影人數。前不久美國舉辦的奉俊昊導演的回顧展“bong show”上也再映了這部影片。
《寄生蟲》北美發行公司代表Tom Quinn也直言：“把嚴肅，悲劇性主題成功地用幽默表現出來，很少能看到可以展示這些的導演，這樣的導演和演員們的組合也不太多。”一名參加了奉俊昊回顧展的觀眾也表示，“奉俊昊導演把幽默融入進電影里的方式非常厲害，我喜歡用搞笑滑稽的方式表現現實中發生的嚴肅的事情。”
細節上的搞笑與主題相聯系也一直是《寄生蟲》的目標。
在電影中飾演“蓮喬”的演員趙茹貞在采訪中說，“導演即興在餐桌上用飯粒，辣醬畫了畫，說這是巴斯奎特（美國現代畫家）式的，”Like 辣醬 is Red”，用這種方式說的話太有意思了。導演在現場似乎無心說的話，經常會用在必要的臺詞上，這個能力真的很神奇。”
而這種形式的完美呈現也離不開奉俊昊獨有的導演方式，他通常會親自繪制分鏡，而影片最終的畫面往往都能做到與分鏡的完美再現。電影《殺人回憶》的制作人金武玲在采訪中也表示：“當時電影的場記曾把自己手中的分鏡劇本放在屏幕上，對比后發現兩者簡直一模一樣。”
《寄生蟲》之外的韓國影壇
在節目的最后，關注焦點回到了韓國電影本身。《寄生蟲》的跑出，到底能給韓國電影帶來什么？
奉俊昊的處女作《綁架門口的狗》從票房來看是失敗的，導演任畢成仍然認為，這部影片給了電影行業一個新的機會：“如果一開始沒有制作這部電影的話，商業上看就不會再給制作這種陌生題材電影的機會了，但我覺得奉俊昊導演后，應該要繼續出來優秀的后輩，在這方面，放眼整個電影屆這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思考的時間。”
而到了第二部電影《殺人回憶》拍攝之時，恰逢韓國的事先審片制度剛剛消失，因而讓導演和演員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將影片拍到滿意。攝影導演金武玲回憶稱“當時不論是制片人的策劃還是導演的拍攝方式，都比現在要自由。所以唯獨《殺人回憶》上映那一年，同時上映了很多厲害的電影。”導演任畢成在回憶當時更是稱那個時代很像“西部開發時代”：“導演，制作人，投資公司，所有人想一起做出新的故事，新的演員，新的類型的電影。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導演才可以出道。”
而到了《寄生蟲》，它除了在國際上成為了非英語類影片的先河，對于韓國國內的電影來說，它也可以為電影業提供發展的借鑒。
電影評論家崔光熙表示，“《寄生蟲》的范本就是100%從頭到尾認可導演的才能，也就是說不會用投資者的倫理來介入導演的創作過程。制片人和導演之間合作的過程中，不能有金錢來施壓。”但她同時也認識到只有奉俊昊導演才能做到這一點。
另一部與《寄生蟲》一樣，在韓國電影圈引起熱議的電影《蜂鳥》就沒有這樣的好運。
影片的導演金寶拉曾經找了8、9個投資公司但都被拒絕，最后通過應募各種基金完成了電影制作。
韓國電影面對的事實是，大企業對電影產業的支配，會極大的壓縮新人導演的創作空間。
2019年是韓國電影的100周年，奉俊昊在接受采訪時也曾表示很希望能在韓國電影100周年之際登上奧斯卡的舞臺，而如今，奉俊昊也終于如愿以償。
韓國每年都有700部作品上映，但卻只有一個奉俊昊出現，這讓韓國影壇也開始冷靜反思：在變化之中，韓國社會是否還能守住挑戰的勇氣？如果青年奉俊昊生活在2020年，那么《被綁架的狗》又能否拍成電影？（實習生zxk/文）
